徐薰在李某越北的依据不足的情况下,主动断定其是越北,然后指示海洋警察厅发布捏造和夸大的相关越北经过。他还涉嫌指示删除军事综合情报处理体系(MIMS)和国家情报院谍报报告书中与李某越北情况不符的内容。当时青瓦台对海警下达了“把重点放在主动越北上进行调查”的指示,这是在调查事件之前就已经做出了“越北”的结论。
当时的海警厅厅长和海警有关人士陈述称:“我们按照青瓦台安保室的指示进行了越北调查。”海警厅长在出现与越北相反的证据后甚至说:“我就当没看到。”前国防部长官徐旭也承认有青瓦台的方针。军方有关人士表示按照徐旭的指示删除了情报。这是按照青瓦台的方针,在泛政府层面有组织地进行越北诬陷和隐瞒证据。
现在所有质疑的矛头都指向了文在寅。在审查徐薰逮捕令的前一天,文在寅警告称:“不要超出限度。”但拘捕令发出后,文在寅说:“如果(南北之间的)信赖崩溃,会非常难办。”韩国国民遭遇了可怕的死亡,被诬陷为越北者,甚至被社死,他却在谈论南北关系的信赖,这像话吗?
文在寅说:“我当时亲自听取了国防部、海警和国情院的报告,最终批准了报告。”这等于是他自己在接到所有报告后制定了方针。如果徐薰、国情院、国防部、海警是按照这一方针有组织地进行越北诬陷并删除了资料,那么最终责任将落在文在寅身上。
文在寅在接到李某被朝鲜军发现的报告后,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也没有出席李某被杀后召开的对策会议。他对遗属们说:“我会亲自负责查明真相。”却拒绝公开信息,对法院的公开判决不服。他将相关资料指定为总统记录物,要封存15年。文在寅应该主动解释为什么不救助李某,弃之不管,诬陷其越北,以及为什么要隐瞒所有事实。在安保室长、国防长官和海警厅长等接连被拘捕的情况下,文在寅再也无处可躲。这是对国民最起码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