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民年金的支配结构容易受到政府的影响。收益率排名第一的加拿大养老金将养老金交给完全不受政府和政治圈影响的投资专家,还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收益最大化”。相反,韩国由非专家组成的基金运营委员会决定着左右投资收益率的资产分配比率等。由福利部长官担任委员长的基金运营委员会、由6名政府人士、3名使用者团体、3名劳动界人士和6名地区加入者团体等构成。
历届政权按照这种支配结构,经常将国民年金用作政治工具。文在寅政府时期,国民年金让大韩航空会长下台,对成立韩电工大投赞成票等,依照政权的要求行事。曾发生过让身为投资外行的政治人士担任理事长,却以参加议会选举为由在任期内辞去理事长职务的事情。2021年,在个人投资者和政府压力下,甚至做出了将国内股票的投资比例再增加1个百分点的决策。在这种结构之下,不可能正常进行收益率管理。按照政治逻辑,国民年金总部搬迁到全州后,每年都有10%左右的运营人员离开,这也是低收益率的另一个原因。
不久前,韩国尹锡悦要求国民年金加强对“无主企业”的股东权行使。国民年金基金运营本部长还公开反对KT代表连任。但在养老金固有的目的之外动用国民养老金,可能引发政治介入的争议。国民年金的支配结构和所有决策都应该只指向收益率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