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韩国国内舆论对上述代理赔偿方案反对声极高。能否得到受害者的响应也还是未知数。且政府的政治负担也不小。文在寅政府在权衡之后一直对征用判决问题放任不管。反倒利用反日情绪操纵国内政治,致使韩日两国关系恶化到极致。
本次事态的开端是2018年韩国大法院裁定日本企业对强制征用受害者负有赔偿责任。按照判决理应获得日本企业赔偿的国民也不在少数。但日方主张,包括个人赔偿在内的征用问题已经1965年《韩日请求权协定》得到彻底解决。如果按照判决进行强制处理,韩日关系将被逼至悬崖边。据悉,即使变卖日企的在韩资产也远不足以支付赔偿款。另有专家预测,如果日方不服判决提起国际诉讼,韩方并无十足胜算。因为大法院这项引发争议的判决有悖于司法判决应避免影响外交政策的“司法自制”的国际标准。
韩国政府之所以采取此番措施是因为不能再放任韩日关系继续被征用问题束住手脚。两国有着共享自由民主主义价值,期待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提供安全保障的共同分母,在应对朝核、中国霸权主义、半导体和能源问题上必须展开合作。
而且要求日企参与并非因为韩国没钱。这一点日方也应该心知肚明。日本政府应当回应韩国政府的决断,而不是一味地拿过去的协定说事。征用协议究竟是重蹈过去安妇协议的覆辙,还是成为韩日发展未来关系的新跳板,现在就看日本的后续措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