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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时代转换议员赵廷训作为代表在国会提出了外籍保姆不适用最低工资标准的法律修订案。修订案提议尝试引入月薪1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260元），最长可雇佣5年的外籍保姆。但对外国人区别适用最低工资的条款可能引发违反《劳动基准法》和ILO（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协议规定的争议。但韩国总和生育率跌至0.78，亡国的担忧已经迫在眉睫。在这种迫切的情况下，政府如果不果断尝试推行各种育儿对策，更是对国民的不负责。

育儿困难和父母必须面对“育儿战争”的社会条件是导致韩国成为全球最糟糕的低生育国家的一大原因。在韩国双职工家庭超过580万户，因为生育、子女教育、照顾家庭等原因辞职的已婚女性接近140万人。每6名已婚女性中就有1名是“履断女（履历中断女性）”。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韩国的育儿费用负担极高，在双职工家庭中，几乎有一个人的收入要全部用来支付育儿保姆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仅允许韩国人和中国的朝鲜族从事保姆工作，而禁止其他国家出身的外国人从事这项工作。因为新冠疫情，朝鲜族保姆无法入境，育儿保姆工资大涨，进一步加重了年轻夫妻的负担。经历过育儿痛苦的双职工夫妇诉苦道：“在这样的国家要怎么生养孩子？”

在新加坡和香港，1970年代实行外籍保姆制度，月薪低于100万韩元，帮助双职工家庭解决了育儿问题。得益于超过20万的外籍保姆，新加坡和香港双职工家庭的女性可以从事经济活动。新加坡与8个派遣国协商决定外籍保姆的最低工资。香港考虑到保姆包吃住的职业特殊性，不对其不适用最低工资标准。日本也自2017年起将东京都等部分地区指定为国家战略特区，实行工人成本低于日本人的外籍保姆制度。如果韩国的年轻双职工夫妻能够雇佣价格低廉的外籍保姆，或有助于缓解不愿生育的现象。

不考虑外国人力资源供需情况和地区、行业情况，一视同仁的最低工资制度也应当按照实际情况加以改进。虽然外国工人的劳动生产效率低于韩国工人，但因为最低工资相同且包吃住，在实际情况中，甚至出现了实际工资高于韩国工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