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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命运有两种：生存或消失。生存的国家里有繁荣的国家，也有衰退的国家。历史是国家之间在逃避衰退的同时追求繁荣的竞争。

“PAX BRITANNICA（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美国治下的和平）”是从繁荣的主体——大国的角度出发的说法。这期间发生过大大小小无数的战争。也有“不死鸟”国家，从废墟上站起来的德国和日本就是如此。按系列来算，韩国是不死鸟国家。

国家成功地设定了正确的国家目标，拥有了达到目标的适当手段。国家目标与国家利益重合。“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永远的只是国家利益。”——留下这句名言的英国首相说：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是“压制美国的最后机会。如果错过时机，美国将把英国从霸主的椅子上推下去”。

从两国关系的发展来看，国家利益也是可以改变的。不仅是英国。1970年代，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孤立苏联，所以和中国建交。而现在美国国家利益的首要任务是遏制中国的膨胀。

1962年古巴核导弹危机时期，美国在决定封锁海上之前，向欧洲派遣了特使介绍背景。当特使试图解释其背景时，法国总统戴高乐挥挥手说：“同盟国根据（生存的）紧急需要做出决断，仅凭其紧迫性就足够正当了。”“国家生存所急需的东西”就是最高国家利益。

韩国正受到朝鲜的核威胁。文在寅执政期间，国民手无寸铁地遭遇了核风暴。随着政权更替，给攻击朝鲜时披上了强烈反击的外衣。问题在于这件外套是美国的。韩国与和拥核国家俄罗斯、中国、以色列对抗的乌克兰、台湾、阿拉伯国家的处境没有太大区别。戴高乐宣布自主实现核武装时说：“有些人说没用，有些人说太贵了，但在这个危险的世界里，自立是国家的义务。”这句话值得咀嚼。

韩国的另一个现实是，韩国的国际地位与韩国经济实力相当。如果经济下滑，国际地位会下降，安全风险反而会增大。英国经济动荡，法国经济萎缩，他们的国际地位不会立即下降。韩国享有的所有地位都与经济联动，会立即发生变动。在世界流行文化的高级文化中实现飞跃的韩国年轻人的底气也是经济。

事实上，韩国经济的繁荣是悬崖上的繁荣。1960年代中期开始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劳动人口多、需要养活的人少的人口红利。那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工作的人急剧减少，需要抚养的人增加得更快。人口减少，老龄化，但增长起来的经济却很少，没有什么速效药。

劳动质量和纪律水平高的话，已是昨日黄花。追赶韩国的国家的劳动质量和纪律得到了提高，而韩国却在原地踏步。没有教育革命就无法提高劳动质量，高考改革十次也没有提高劳动质量。

最高福利的工作岗位增加的可能性很小。如果增长放缓，贫富差距就会拉大。韩国是OECD国家中最低工资和中等工资相比第二高的国家。个体户的没落不仅是因为经济不景气。国民年金是缴纳金额的两倍。只要中间阶层不交更多的税，福利体系就会达到了极限。如果增加国家债务，就必须由未来一代还债。需要把不必要的预算全部砍掉，转到必要的方面，但国会无异于不存在，选举败选了，谁会说要增加税金？照这样下去，韩国的繁荣不会比“花瓶里的鲜花”更长寿。

繁荣之路的对面不是衰退之路，两条路入口相距不远。活在2023年今天的我们并非大韩民国国民的全部。为大韩民国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后离开人世的人们，将和这片土地诞生的未来一代一道，形成大韩民国的“国民”。韩国应该重新定义“什么是国家”，重新定义“谁是国民”。只有这样才能看到生存和繁荣的针孔。韩国不是一个悠闲到可以用福岛怪谈消磨时间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