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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蘇聯空降兵的故事

王凡/石濤(法新社)2015年5月6日

在紀念二戰結束70周年之際,一名曾經的蘇聯空降兵講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他從空降開始的崢嶸歲月,墜入古拉格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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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eiter Weltkrieg Luftwaffe
圖片來源: Attribution: Bundesarchiv, Bild 101I-646-5188-17 / Opitz / CC-BY-SA

(德國之聲中文網)當1941年6月22日,莫斯科郊外小鎮刺耳的大喇叭廣播裡傳來這個消息--納粹德國入侵當時並未加入戰爭的蘇聯,內托(Lev Netto)的心中只有快感。

"想到我們會有一場真正的戰爭,我欣喜若狂",年過九旬的內托說。他當時只有16歲,還不到應徵入伍的年齡。

在他莫斯科滿是畫作、書籍的家中,內托開始追憶往事,講述當年的莫斯科是如何從首都匆亂間變成一座戰地城市的。

那時,他看到婦女們拽著被稱為"香腸"的攔阻氣球繩索,也看到成千上萬人在路上挖溝以阻擋坦克。

內托說,起初人們感覺,史達林一定是正確的。"我們以為我們的最高指揮官一定心中有譜。"

然而當他看到蘇軍向已經挺進至莫斯科城外50公里的納粹部隊開火時,他意識到,"我們從沒有在廣播中聽到這樣的報導"。

局勢失控

內托目睹了1941年10月16日臭名昭著的大崩潰,感到蘇聯當局對局勢失去了控制。

他回憶道,人們洗劫商店,爭搶食物、衣物和家具。他當時在蘇軍中服役的父親,燒毀了文書。"警察全都不見了",內托說。

Bildergalerie Blockade von Leningrad / Straße des Lebens
二戰時的列寧格勒圖片來源: DW/V. Rjabko/Blockade Museum St. Petersburg

內托在1943年入伍。因為父母族裔的原因,他加入了愛沙尼亞族的部隊。他被徵召加入一個危險的行動:空降到納粹佔領的愛沙尼亞,支持當地處於萌芽狀態的游擊運動。

"我不記得曾經為此害怕",內托說。他和戰友喝過酒、唱著歌,連夜飛過前線,然而在他背著降落傘跳下的那一刻,他一下清醒了。

"新鮮的空氣打在臉上,這個感覺我記憶猶新。歡快的心情過去了,酒勁一下子就消失了",他說。

行動中被俘

這個行動以慘敗告終。飛機沒有像此前計劃的一樣,空投食物供給和彈藥。最糟糕的是,當地根本沒有游擊運動的影子。

在逗留了幾周後,內托和戰友發現有部隊出現,並聽到部隊裡講俄語。"全都是些罵罵咧咧",內托說。

然而當部隊靠近時,他們發現這些人穿著納粹軍服,這是被俘蘇軍士兵組成的"偽軍"。

內托的隊長站了出來,扔出一枚手榴彈,高喊"為了祖國,為了斯……",他沒能喊出史達林的名字就被爆頭了。

內托也打算效仿隊長,並準備好一枚手榴彈。然而就在這時,他想到自己的媽媽,想到了她哭泣的樣子。他把手榴彈扔到一旁,沒有站起來。

納粹軍將他們關進牢房,而當地人朝他們扔石頭和棍棒,罵他們是"史達林的土匪"。

他們發現納粹手中有他們的名單,這意味著有人在莫斯科出賣了他們。

人生夢魘

內托曾輾轉於數個納粹戰俘營,勞動任務是清理盟軍轟炸後的廢墟。後來,他被美軍解放出來,而這卻成為了他背負的罪名。

蘇聯當局對於那些在戰時與外國勢力有聯繫的人格外有疑心。"當我們的官兵趕赴東歐為主的其他國家時,他們開始理解不同政權之間的巨大分歧",內托說。

重獲自由後,他回到蘇軍中,盼望著能在1948年退伍。然而他被遣往最北部諾裡爾斯克的一處古拉格勞改營:他因為反革命活動,被判25年徒刑。

直到1956年史達林逝世、他被釋放,他一直未能見到父母。他被迫在北極圈的冰天雪地下務工,在那裡為當地冶金業修建煉銅廠。

"我很清楚,想要活下來就要干活、再幹活,因為只有當你幹活,你才能與那些會幫助你的朋友們在一起",內托說。"當你的皮膚因為零下50度的嚴寒而發白時,他們會用雪幫你猛搓。必須互相幫助,正是這一點救了我的命。"

"含著淚而美好的一天"

"13年後的1956年,我回到家鄉,再次見到了父親。他在1956年年底去世,我親手將他入葬,這對我來說是上天的恩賜。"

內托在得到平反後讀了大學,而後從事工程師工作。他寫了多本書,來講述自己的經歷。

年過九旬、拄著枴杖的內托偶爾有些步履蹣跚,他說"我的記憶有些模糊了"。

女兒遞給了他一袋子的勳章,他桌上有一張勝利日的卡片。"對我而言,5月9日永遠是眼中含著淚水而美好的一天",內托說。"我永遠都記得那些死在我眼前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