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熱在德國

「我準備在自己的辦公室門上掛個牌子，寫上『中國事務處』幾個字。凡是涉及到有關中國的問題，均可先寄給我，再由我轉給在中國的耶穌會士。」

1697年12月14日，德國數學家、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萊布尼茨在給柏林選帝侯夫人索菲－夏洛蒂的一封信中這樣半開玩笑地寫道。從上述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對當時歐洲盛行的Chinoiserie，即所謂漢風，或中國熱，略見一斑。

而其中談到的耶穌會士則在以東學西漸為主的這次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過他們的大量報導、論著和通信，中國這一遙遠文明古國的歷史哲學、文化藝術以及倫理道德，尤其是清代康熙盛世的清明政治，令飽經教派紛爭以及戰亂之苦的歐洲人驚羨不已，繼而轉為競相效仿。

中國熱當時滲透到了17、18世紀歐洲人生活的各各層面，特別是實用藝術領域，諸如家具、屏風、牆紙、紡織品、陶瓷器皿、園林建築等方面。

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教授袁寶林說：「18世紀時，瓷器櫥，寶塔，涼亭，中國式庭院，都出現在歐洲的宮殿裡，殷實的市民階層喝著從精製的茶具裡倒出來的茶，穿上寬松的從遠東進口的絲綢衣服。然而中國的影響並不僅僅限於實用藝術上，在當時歐洲的政治，歷史，哲學，神學等領域裡，這個遙遠的帝國都構成了靈感的源泉。所以當時人稱，這是他們世界觀上的東方風格，並不只是實用美術方面的表現，而是整個在世界觀上的一種整個風格。」

歐洲1680年至1780年期間，通常被稱為啟蒙時代，當時歐洲雖已結束了黑暗、矇昧的中世紀，但馬丁－路德倡導的宗教改革更加劇了教派間的激烈爭鬥，三十年戰爭使得歐洲的思想家追求一種基於理性的、人道的以及無偏見的認識。他們為了揭露歐洲文化中的偏見和劣性，便借用外部文化來鑑別審視自我，支持其對歐洲文化的批判。

除伏爾泰、盧梭、狄德羅之外，德國的萊布尼茨也是渴慕中國文化的眾多歐洲學者之一。柏林工業大學研究萊布尼茨的專家李文潮博士說：

「歐洲這些哲學家、或者一般的學者對中國感興趣，當時是非常正常的現象。根據那時耶穌會士對中國的報導，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人口眾多、但非常和平的國家。萊布尼茨認為，一個歷史悠久又如此和平的國家，一定保存了很多在歐洲已經失去的東西。在技術方面，萊布尼茨一直認為，歐洲人擅長抽象思維，而中國人在實用技術上應該比歐洲人強，所以他希望中國人能夠把他們的經驗技術介紹到歐洲來。」

這一時期，歐洲已出版了多部大部分由耶穌會士撰寫的介紹中國的著作，例如義大利人利馬竇的「中國札記」（1615年），同樣來自義大利的衛匡國（Martino Martini）關於滿清人佔領中國的「韃靼戰紀」（1654年），號稱「17世紀中國百科全書」、德國人基爾歇（A.Kircher）所著的「中國圖志」，以及法國人白晉（Bouvet）頌揚中國皇帝的「康熙大帝傳」等。儘管如此，有關中國的報導和介紹從整體上來講缺乏系統性，顯得有些拼湊和零散，而且不免太過理想化。

然而，萊布尼茨正是通過這些不完全的有關中國的訊息以及同前往中國的歐洲傳教士的交往，產生了對中國古老文化的仰慕之情。李文潮博士介紹說：

「具體為萊布尼茨提供關於中國文化情況的除閔明我（Grimaldi）之外就是研究「易經」的法國傳教士和數學家白晉了。1697年，白晉受清朝皇帝康熙的委託回到歐洲，招募傳教士和科學家。而正好這一年，萊布尼茨發表了他的「中國近事」一書。白晉在巴黎看到此書後給萊布尼茲寫信，對這本書表示讚揚，這樣兩人就建立起一種通信關係。白晉在北京，萊布尼茨在漢諾威或柏林。這種通信關係成為萊布尼茨瞭解中國的主要渠道。」

德國數學家萊布尼茨與長居中國的傳教士白晉的書信往來，後來造就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一樁頗具傳奇色彩的軼事。這就是萊布尼茨發明的、如今應用於現代計算機科學的二進制與中國「易經」太極八卦排列的驚人相似之處。

萊布尼茨最早提到二進制是1679年。1701年，當時已成為法國科學院院士的萊布尼茨則首次將「論二進制」的論文作為研究成果提交給了法國科學院，以期發表，但沒有引起注意，被擱置一邊。

同年2月，他在給北京的白晉寫信時，談到了二進制的問題。而白晉在當年11月4日收到這封信的當天，便馬上復信，認為萊布尼茨的二進制恰好與太極八卦相符，也就是把陽爻變成一，把陰爻變成零。此外，他還在信中附寄了八卦圖。直到1703年4月，萊布尼茨才收到這封給他幫了大忙的信。他這次為加進了八卦圖的論文起名為《二進制算術的解說》，並定副標題為"它只用0和1，並論述其用途以及伏羲氏所使用的古代中國數字的意義。

法國科學院收到這份論文後，馬上發表在了《皇家科學院紀錄》上，而從此以後，萊布尼茨再也不說是他自己發明了二進制，而只是講重新發現了中國人原來的學問。

萊布尼茨博學多才，其研究和發明成果帶來的影響波及邏輯學、數學、力學、地質學、法學、歷史學、語言學以至神學等廣泛領域。但在面對一個陌生文化的時候，他表現出的則是一種博大開放、謙虛好學的胸懷。

萊布尼茨第一次提到中國是在1666年，當時年僅20歲，最後一次則是1715年10月，即逝世前一年。在其大半生、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裡，萊布尼茨對中國表現出了一個百科全書派學者的極大求知熱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歷史事件便是1689年萊布尼茨與閔明我（Grimaldi）在羅馬的會面。

萊布尼茲向從中國回來的義大利傳教士閔明我提出了30個非常具體的有關中國的問題，涉及數學、物理、地理、農業、園林、航海、語言、政治和工藝等眾多方面，尤其是養蠶，造紙、煙花製作、燒制陶瓷等日常應用科技。柏林工業大學哲學系講師李文潮博士總結萊布尼茨的這種治學態度說：

「我想，這其中有兩個原因。第一，萊布尼茨是一位哲學家，他的哲學思想是和諧，也就是多元和諧思想。所以當他發現了中國與歐洲不同的時候，想到的不是哪一個先進或落後，而是由於存在文化技術等方面的不同之處，所以才可以取長補短。第二，萊布尼茨作為一位政治家，他看到的不僅是傳教，而且也是一種機會，也就是歐洲與中國互相交流、平等互利這樣一個機會。我想這樣兩點是很重要的。」

18世紀的「中國熱」除反映在學術界東西方思想文化的交流上，更體現在世俗建築和藝術表現形式中。位於波茨坦的「無憂宮」便是其中一例。1740年至1786年期間，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下令在波茨坦的森林湖泊之間修建了這座巴洛克風格的夏季行宮，而其中的六角形中國茶亭和名為「龍之家」的寶塔式建築，便是受當時中國熱影響的典型例子。

不僅波茨坦的「無憂宮」，德紹－沃利茨、路德維希堡、慕尼黑寧芬堡等許多德國著名的巴洛克和洛可可時期的宮殿園林建築中也隨處可見點綴其間的中式亭台樓閣和小橋流水。

然而，將中國風格帶入歐洲園林藝術的關鍵性人物卻是英國皇家建築師維廉－錢伯斯。他於1772年發表的「東方園藝」成為18世紀末歐洲園林設計的典範。中央美術學院教授袁寶林說：

「在英國愛好中國自然主義的趣味，與18世紀英國工業發展是分不開的。英國最早進入工業時代，與傳統歐洲人的生活方式出現了很大差異。哲學家盧梭提出了「回歸自然」的理想，在英國引起了共鳴。由於社會和人的生活異化，令人特別嚮往自然的情調。在英國流行的中國風於是同浪漫主義結合在了一起。」

如果說，將中國熱帶入歐洲造園藝術的是錢伯斯，那麼在瓷器的愛好和仿製上，德國人則是首屈一指的。布蘭登堡領主、選帝侯喬治－維廉對中國工藝品情有獨鐘，而其繼承人弗里德里希－維廉和他的妻子路易斯－亨利葉特則是最著名的東方瓷器收藏家。

他們在柏林北部的奧蘭尼恩堡（Oranienburg）宮殿特意建立了專門的陳列室，那裡收藏有三千多件17世紀中國和日本的瓷器。

在製作方面，歐洲的硬瓷則首先是在德勒斯登燒製成功的。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教授袁寶林說：「德國人首先真正燒製成功了與中國瓷器質地一樣的所謂硬瓷。別的國家，如法國和義大利也試圖仿製，但均為獲得成功。後來，法國也燒製成功，但卻是在德國之後幾十年。德國是在1709年，德勒斯登一個名叫伯特格爾的化學家，應薩克森選帝侯之邀，仿製瓷器。經過無數次實驗，不但瞭解了中國的瓷土，景德鎮的高嶺土，燒制溫度等技術上的秘密，在歐洲首先燒製成功硬瓷。然後，從德勒斯登遷到了麥森，那裡成為德國的瓷器名都。「

17、18世紀風靡歐洲的中國熱雖然不免流於表面化，但其留下的痕跡、那些博物館中的珍品和文物保護對象，卻成為人類文明史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同樣，300多年前萊布尼茨「中國近事」中描繪的這一東方文明古國的圖象也是不完整、甚至包含錯誤的，但這位偉大的德國學者提倡的通過知識交流促進知識增長，改善人類的生活條件，同時又保證文化的個性和多元性，最終在多極中求和諧的思想，在我們今天全球化的時代仍然具有深刻長遠的意義。

現代的中國熱

事實上，隨著中國的對外開放，全球化不可阻擋的趨勢，加上訊息社會提供的種種便利條件，如今正在發生的中西方經濟和文化交流達到了空前密切和頻繁的程度。特別是近10年來，一股現代的中國熱又在德國悄然興起。與巴洛克時期主要體現在手工藝和造園藝術的中國熱不同，現在走入德國人日常生活的更是深受東方哲學影響的氣功、太極拳、風水和中醫。

書店中出現了許多介紹東方養生之道和家居安排的書籍，媒體也大肆炒作，這便使得許多在現代社會中疲於奔命的人轉向神秘的東方醫學和哲學，以求解除肉體的疲勞，尋找精神的慰藉。一些著名醫院，如柏林的夏裡特醫院等都已設立了中醫專科；各種各樣的氣功、風水協會也應運而生，1996年成立的國際風水論壇就是這樣一例。

該協會成員由德國醫生、建築師、室內裝飾師、土木工程師、商人和經理等不同行業的人士組成。他們對風水的作用深信不疑，並努力在日常工作中將其付諸實施。設在科隆附近貝爾吉施－格拉德巴赫的國際風水論壇的主席洛塔－拜爾這樣看待風水的作用：

「不管信還是不信，風水都能發生作用。比如，在公司裡，除了董事會的人，雇員們並不知道使用了風水，但確實生病的人明顯減少了，生產力提高了。中國人認為人的命運包含天、地和人三種因素。天指的是命中注定，不能改變的；人指的通過虛心好學、堅持不懈和辛勤的努力等能夠達到的，而地則指的是風水。不需要相信，也不需要明白其中的道理，但只有這三種因素聯合運作，才能達到完美的境地。 」

天地人，陰陽五行，六十四卦，這些乍聽起來玄而又玄的概念，卻構成了古老東方哲學的基礎。西醫理論不能解釋針灸的效用；精通數學、幾何的工程師不能說明風水的道理；氣功、太極就是比鎮定劑更能減輕疲勞、放鬆神經，達到恢復體力的目的......凡此種種，事實上都驗證了萊布尼茨早在1687年就提出的一個觀點，他在給閔明我的信中指出：「歐洲人擅長理論思維，就像在數學中表現的那樣，而在實踐經驗方面中國人卻比我們強。」

這位德國學者看到了東西方文化間互補互利的可能性，認為應在「距離遙遠的民族間建造一座相互交流的知識與技能的橋樑，最終共同走向一個新的和諧。」萊布尼茨的這種思想雖源自300多年前歐洲的啟蒙時代，但在今天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仍具有非常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