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為什麼從香港來到德國?

（德國之聲中文網）林女士說，她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在香港讀書，到大學的時候最後一年我去了英國讀書。然後就在香港工作，是在會計師事務所。結婚生子，很地道的香港人。"

2021年，林女士申請在德國讀碩士課程，後來通過這一簽證與丈夫和兒子一起來到德國。她講述說，來德國有一半的原因是因為孩子。她的兒子在香港讀的是華德福教育，因為之前在主流學校，孩子讀語言--中文、英文的時候有障礙，心理壓力很大。"他求老師給他少一點功課，但求也不行。"帶孩子看了心理醫生之後，她擔心，再這樣下去，孩子可能要"吃藥讀書"，她覺得對小小孩這"不合理"。於是她帶孩子離開主流學校，去香港一個華德福系統下的共學中心（co-learning center）就學，而在那裡孩子很開心，也可以成長，完全回到孩子本來的狀態。然而，2019年秋天起，她在香港無法找到具有這樣資質的老師繼續對孩子進行所謂"另類教育"。當2021年初她看到德國有提供教育學這個方向的碩士課程時，自己產生興趣就讀，便申請並被錄取了。"我問是否可以帶孩子留學，答案是可以。" "我也想看看為什麼華德福教育可以幫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在學習語言的方面有障礙，但是他在華德福裡面可以成長，可以學的好，他成績不一定很好，但他很愛讀書，他讀書的量比我還要多。"

在德國畢業後，林女士雖然因德語原因未從事教師工作，但是卻在本行會計行業找到一份工作，從而與家人繼續留在德國。

林女士表示，對自己的丈夫來說，作出移民德國的決定很難。"因為他不想離開香港。他其實很愛香港。他覺得不應該離開香港。我們在2019年的時候沒有出來遊行啊，發表什麼東西，完全沒有。但是我們也很愛香港。我們所有的家庭成員都在香港。"

而來德國的另一半原因則與政治有關。"政治也不是指言論自由啊，什麼的，"林女士說道。她說，香港近十幾年實施TSA考試制度，導致學校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對孩子進行應試操練，以便能取得好的分數。"他們就從這個方向去操練孩子，他的功課和考試也向這個方向。老師們也不顧孩子的能力。我說我的孩子在學語言的時候能力有限。他那時候每天有十多份功課，他做作業到凌晨12點、1點，第二天六點就要起床。"2015年，政府在社會批評之下舉辦了有關TSA考試制度的公聽會。林女士參加了公聽會並且反饋了自己孩子的情況。然而最終的結果是，"他們繼續讓孩子考TSA。我那時候心都冷了。為什麼教育可以辦成這樣子，不顧孩子的生死。那時候我覺得對這個政府沒有信心。我看到的是，他們辦教育，但他們不理孩子，只要成績。"

除此之外，林女士也觀察到，政府逐漸走向加大管控的方向。"Control（管控）多了，對我的孩子也有影響嘛。你想讀什麼議題的書，不允許嘛。就是一些不敏感的東西，如果政府覺得對他的大人物有影響的話，你也不許去讀嘛。"此外，考慮到內地特權階層以及社會不公正的問題，林女士也擔心孩子未來在受教育等方面也會遇到機會不均等。

如今，兩年多過去，林女士覺得離開香港的決定是正確的。"現在我的孩子在這裡生活非常的開心。"林女士說，孩子可以自由地學習他想學的東西。"比如說他很喜歡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他可以讀。那個對我來講是很驚訝的，因為他的老師容許他去研究。"而反觀香港，林女士說，她離開的時候已經說香港的自由程度會下降，也的確如此。無論是疫情期間"安心出行"應用軟體的使用，還是港人提前提取強制性公積金的困難，都反映了這一點。

林女士說："還有就是，如果我的孩子繼續在香港成長的話，他最少要給香港的政府五萬塊去完成'明日大嶼'--就是開發北部一個很大的地方。因為所有的東西已經不用再去議會去討論了嘛。所以不論你說多少錢，10億、100億、1000億、1兆，沒問題，3秒之內就可以通過。所以，如果我們繼續留在香港的話，我們交的稅會很多，我孩子交的稅會很多。就是跟內地一樣，孩子會躺平，因為他如何努力，他也沒有辦法成為他想要做的那個人，他想要的工作。他賺的越多，生活品質越差。"

"現在只有單方面的聲音"

黎先生與家人來到德國，則是因為工作上的一個機會。去年4月，黎先生在香港就職的公司在德國的母公司有一個職位空缺，他申請並得到了。"你也知道當時香港的情況是比較混亂，政府的情況又不太好，比前年、大前年比較差一點。尤其小孩子的教育那方面的情況。看到有個機會到德國這邊做工，就決定來這邊。"

黎先生說，在公民運動之後，他發現"香港政府為什麼會這樣做呢？好像對我們的自由啊都不管了"，港府要怎樣做就怎樣做。他感覺以前通常都會比較公平一點點，"正反的聲音都要在一起嘛，但現在好像是沒有了，只有單方面的聲音。就算另外一方努力地去說，去解釋，直到最後（對方）都沒有辦法去接受，然後就是按我的方案去做就好了。我覺得這樣的情況不太好。"

黎先生說，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到十年前或是二十年前的那個香港的狀態，"就是我想說什麼都可以，去遊行也可以，或者是我做什麼事情都可以，當然是不要違反法律。現在香港的情況是比較危險的。你也可以看到有些報導就是說，我在街上說了什麼什麼，在當天說了，他當天沒有抓你，但是往後我立一個法律，能追溯到之前你做的東西，你做了什麼什麼壞事，又把你抓了。我覺得不太好。"

而在孩子的教育方面，他在香港時也發現一些問題。"我最不喜歡的是，他嘗試把歷史去改變。我們學的歷史就是這樣子，但現在他們教育給下一代的歷史是他改了。原來不是這樣子的，但你就編一個大話，說不是你爸爸媽媽告訴你的狀況。我覺得這個是好奇怪啊。" "因為我們以前發生過的事情就是發生過，不能說我們現在就把它刪除，只說美好的一面，不說不良的一面。"黎先生說："他是一點點一點點去改。因為有時候我會跟小孩子做功課，就會發現，現在的歷史怎麼會這樣寫的？我才知道，現在的教科書上都已經有改過的地方。"

黎先生說，如果沒有德國的這個工作機會的話，離開香港其實是比較難，因為要放棄的東西比較多。"我知道有很多香港人去了英國。因為去英國的方法是比較方便一點。但是去了英國以後你要怎麼呢？如果沒有工作的話，你要再想。所以這個部分也需要考量。單單是出來，但是過了幾年還是搞不定，還要回香港的話，那就沒意義嘛。"

如今在德國一年多，黎先生說，家人都很喜歡這邊的生活。當然，"香港和德國的對比也蠻大的"，香港是一個大都會，而在德國，他們生活在一個小村鎮。"但是整體來說，我們在這邊的生活都是愉快的。孩子學習的時候也沒有多大的困難。"黎先生聯繫了香港人在德國協會（Hongkonger in Deutschland e.V.），「因為德國需要用德文，我來的時候當然不懂，不能說德文。很多東西都要其他人幫忙。所以想要在德國找一些香港人，最少我們能聽懂說什麼，互相幫忙一下」，還有就是可以說說自己的語言。

身在德國，黎先生一直留意香港的新聞，他的感覺是，香港的經濟情況和安全都不斷下降。"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它才會恢復到我以前在香港的時候那個情況。我估計在未來的五年八年都不一定有這個機會，也不一定能夠回到之前的水準。因為除非是在中國或香港政府有一個很大的變動。但我現在沒有看到這個機會吧。"

黎先生表示，目前沒有打算返回香港。"有稍稍想過，但看情況沒有機會回去。尤其它有什麼23條啊、國安法，這兩個對我們來說有比較大的影響。因為它的規條不太清楚，比如說它還要禁那個榮光歸香港的歌曲。它的立法很不清楚，它怎麼去進行這個立法，怎麼執行這個條例，也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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