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的社會後果
2013年3月16日(德國之聲中文網)旱、澇、酷暑、沙暴--極端天氣現象的發生頻率和強度,在過去幾十年不斷增大,單在美國,其數量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已經翻了近5番。
"就與天氣相關的保險損失而言,過去三年是我們所曾知道的美國最貴的三年。"聯合國大學(波昂)的科科‧華爾納(Koko Warner)總結說。據世界上最大的再保險公司--慕尼黑再保險的一項調研報告,單在2012年上半年,美國發生的颶風和風暴就造成了88億美元的損失。
然而,保險公司所統計的數字,只能說明氣候變化所致後果的一部分,因為生活空間的破壞和損失給文化和社會造成的損失是無法用數字計算的。而首當其沖的,卻是對氣候變化沒有責任的國家,即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島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和拉丁美洲地區的發展中國家。
氣候變化破壞社會結構
聯合國大學(波昂)環境與人類安全研究所(UNU-EHS)在一份國際比較調研中,研究了非洲、亞洲、南太平洋地區和拉丁美洲的9個國家的老百姓是如何應對氣候變化的,尤其是當不再可能適應氣候變化及其後果的時候,會發生什麼情況。該研究所的華爾納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介紹了孟加拉國農民如何在沿海地區的大田撒糖,以防治土壤鹽鹼化的嘗試--其實是毫無希望的嘗試。
小農家的生存基礎被毀後,一般都是做父親的背井離鄉,進城打工賺錢。華爾納這樣描繪了對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很"典型的過程":"做母親的留在家裡,照顧老小,耕田種地。母親吃得不多,好讓孩子多吃。孩子不再上學,而是必須打工。"這種適應策略,可能一時管用,但從長遠角度來看,卻是注定要失敗的,最終會導致全家出走。這樣,社會關係網路、家族和村民結構也就隨之被扯斷。
喪失文化認同
美國人類學家安東尼‧奧利弗-史密斯(Anthony Oliver-Smith)在拉丁美洲進行許多研究項目時觀察到,人們喪失土地,就喪失了文化認同。他說:"對土著人和其他原始民族來說,環境是他們的自我認同、他們的宗教、他們的世界觀的基礎。假如這些人因為突如其來的環境災害或者潛滋暗長的環境變化而失去家園或沒了根的話,那就會對他們的文化生活和社會生活產生深遠影響。"
人們世代相傳的哪種作物最好何時播種的知識將會變得無用,如果雨季、旱季的循環周期亂套的話;人們有關造船技術的祖傳知識將會變得毫無價值,如果捕魚不再是其賴以生存的基礎--無論是因為工業發達國家大型捕魚船隊的過度捕撈還是因為海洋吸收越來越多的二氧化碳而變得酸性過大。而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依然有增無減:2011年合計340億噸,再創新高。其中中國第一(89億噸),美國居二(60億噸),印度第三(18億噸),其次為俄羅斯和日本。
適應將不可能
適應策略也將會更加困難,牙買加政府氣候問題顧問雷切爾‧阿倫(Rachel Allen)如是表示。她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說:"個別漁民通過使用新的捕魚技術,還可以適應。但對海洋的過度酸化,我們卻沒有辦法。我們不能讓整個漁業去適應。"
旅遊業--被發展援助政治家津津樂道將其稱為創造新的就業崗位因而有助於脫貧的好手段,既是氣候變化的肇事者,也是氣候變化的受害者。航空中巴士運量增大,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的更快,其增加量譬如說就大於工業界的減排量。阿倫表示,溫室氣體所導致的全球變暖的直接後果之一,就是珊瑚死亡。她說:"水溫只要升高一度,就足以導致珊瑚白化。你都可以看到,一個月之內,整個一片珊瑚礁就變成了白色。那麼哪個遊客還願付出上百美元潛一次水,如果他能看到的只是已無生氣的珊瑚礁呢?"
不過也許旅遊事業的這種發展,也應了"自食其果"的老話:氣候變化的肇事者,自己受其後果影響。不過,在奧利弗-史密斯看來,"在切實探討責任問題上,我們西方還很遲疑不決。"
作者:Mirjam Gehrke 編譯:施彥
責編:謝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