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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中國援助非洲?

2006年11月28日

今年11月份在北京召開的中非峰會上,中國大手筆許諾對非洲提供發展援助,引起了西方工業國中的發展援助出資國的不安和高度警惕。德國弗里德里希-艾爾伯特基金會發表專論,分析了中國從發展援助接受國到出資國的轉變過程和對國際社會結構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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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非洲無原則地慷慨?圖片來源: AP

弗里德里希-艾爾伯特基金會專家卡塔琳娜.霍夫曼的專論名稱為「全球轉型的新生力量?以中國為例看國際發展合作遇到的新挑戰」,以下是文章的主要內容介紹:

最遲到2004年底的東南亞海嘯災難後的國際援助行動,國際社會的發展援助出資國的組成結構開始發生明顯的變化。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對波斯尼亞戰亂的人道主義援助只有16個國家參與,而在東南亞海嘯災難發生後,參與援助的有92個國家。

傳統上按經濟發展水準為主要標準劃分的南北世界中,以中國、印度和巴西為代表的南部世界大國正在以「新崛起大國(rising powers)」改變全球政治與經濟力量的佈局。這些傳統上接受西方發展援助的發展國家雖然還沒有成為發達國家,但是它們正在以「南南合作」的模式成為新的發展援助出資國。這也是發達工業國家中有越來越多的人質疑繼續給予中國發展援助的意義的主要原因。

國際經合組織(OECD)中的「發展援助委員會(DAC)」中的22個國家是傳統上的發展援助出資國的主體,它們承擔了和繼續承擔著世界上大部分的發展援助任務。這些國家如今擔心,以中國為代表的「新崛起大國」會打亂現有的國際發展援助合作佈局,使得「有條件的發展援助」,即旨在獎勵與促進「良政(Good Governance)」的西方發展援助政策被以「不干涉內政」為口號的中國發展援助策略所破壞。當然,西方出資國也擔心他們在世界格局中的影響力的減弱。

中國目前雖然還有46%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下,即每天可支配收入不足兩美元,但是中國在短短的15年時間裡已經上升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中國今年11月已經擁有了一兆美元,成為世界最大的外匯儲備國。正是這一雄厚的整體經濟實力使得中國政府有可能向非洲的發展中國家施以慷慨的經濟援助。

中國推行發展援助政策的考慮

中國政府提出的發展援助的原則是不干涉內政,是在政治平等的基礎上展開互惠合作和促進發展中國家間的團結。

中國的「南南合作」政策是出於經濟考慮,也是出於地緣政治的考慮。中國政府認為,積極實行發展援助政策有至少三大意義:有助於樹立中國是負責任的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大國形象;通過經濟與貿易合作會為中國帶來銷售市場和原材料來源;發展援助政策也是在外交上孤立台灣的重要手段。

中國的非洲政策

中國的發展援助政策的以上考慮典型地反應在對非洲的發展援助上。中國與非洲的貿易額在從2001年到2004年短短的4年間增長了4倍。2001年,中國與非洲的貿易額為100億美元,而到2005年已經達到了400億美元。中國估計,今後五年內,中非貿易將達到千億美元。

2005年,中國對非洲的直接投資為9億美元,是僅次於美國和法國的非洲第三大貿易夥伴。中國主要是從非洲進口原材料尤其是原油,中國的進口原油中30%是來自非洲,蘇丹、安哥拉和奈及利亞是中國在非洲的三大原油供應國。

中國對非洲的發展援助是全方位的,53個非洲國家無一例外都受到中國的發展援助,中國在48個非洲國家中瓦完成了800多個援助項目,其中是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農業、漁業和人員培訓也是最主要的項目內容。醫療援助也是中國發展援助非洲的一個主要項目,自1963年以來已經總計向非洲派出過兩萬多醫療人員,目前有大約1100多名中國醫生在非洲工作。中國還為非洲年輕人提供獎學金到中國學習,目前有大約1萬5000多名非洲學生拿著中國的獎學金在學習。債務減免也是中國非洲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目前已經為非洲減免了12億美元的債務。

讓西方國家感到擔心的是,中國在提供發展援助時,除了「一個中國」這一個外交政策原則,完全與當地的政治脫鉤,即不要求接受國有「良政」上的約束和環境標準上的考慮。另外,西方國家也擔心,中國與非洲一些獨裁國家作能源交易,鼓勵了這些政府不去改良和改善自己的統治和等於是間接在財政上支持了這些國家或地區的武裝衝突。

不過,西方國家對中國的非洲政策提出批評或質疑的同時,也有很多人人客觀地看到,中國的非洲發展援助政策的確是給非洲帶來的積極的變化,促進了非洲的經濟發展。中國在非洲大力援建基礎設施,為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了穩定的基礎。

非洲國家也對西方對中國的批評表示不理解,因為很多非洲國家的領導人都認為,非洲從與中國的貿易中獲益匪淺。奈及利亞的外長就曾說,「我對國際社會中對中國不斷提出的批評很惱火,因為(與中國)的合作是符合奈及利亞的利益的。」

文章最後認為,一些發展國家成功地從一個接受國轉型為一個出資國是一件好事,國際社會也從中受益。傳統的發展援助國家的主體,即OECD中的DAC成員國應該與中國等新崛起國家積極進行建設性對話,爭取把它們「拉攏」進以可持續性發展為最終目標的發展援助框架之內。文章還認為,西方自己也應該反思自己的發展援助政策,與新崛起國家的對話應該是建立在平等的互相學習的基礎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