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從行動主義到歷史事實和歷史記憶
2022年6月7日
（德國之聲中文網）1989年的六四事件實際上在五月份就形成相當規模。 當初，本人在德國勤工儉學，邊念哲學學位，邊當德國旅遊團的領隊，所以在那年，儘管沒有親身參與那場學生運動，但是，由於分別在五月份、六月份帶了兩個德國旅遊團在中國旅行，在五月份帶團的時候，已經在全國不少城市（不僅是北京）感受了到了全國成千上萬的學生包括部分的企業和單位的職工對民主、改革的渴望。
六月三日，我帶著第二個三十多人的旅遊團再次來到了北京。記得那天下午我跟我的團裡的遊客說，「你們要瞭解中國，那就應該去看一下天安門廣場。」 德國遊客確實也興致勃勃一起到了天安門廣場，並在那裡跟在廣場的人們進行了交談。那時是傍晚的六點左右。在那裡，當初，不僅我們沒有預料到半夜會發生血腥事件，即便學生們可能也不會覺得那個時刻會來得這麼快。 我記得當時跟保護那些正在進行絕食抗議的學生的醫院護士有一個對話。她心情激動地說，「這些學生都在為了國家的前途，在這裡勇敢地參加抗議。只要那些學生在廣場一天，我們就有責任保護他們一天」。 記得當初當我們旅遊團的北京地方陪同就是一個旅遊學院的講師，跟我們講了不少北京學生運動的事例。
我跟旅遊團從六月三日至六月七日均在北京。後來事情的細節我想有的是各種史料記載，這裡就不一一細數了。
誠者，天之道也
筆者通過這裡一個小小追憶，就是想說明一點，即這樣一個這麼多人都經歷過的事實，要抹去它是不可能的、也是徒勞的。 暫且不談當今的政治因素，就從傳統的角度來說，「誠」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個基本價值，它融匯於政治、經濟、文化、道德、藝術和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禮記》中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坦誠對待已經發生過的事，「曾經是什麼就承認它的存在」。 早在戰國‧呂不韋等《呂氏春秋‧自知》裡，就有「掩耳盜鈴」的故事。這就是所謂的徒勞的、「不誠」的表現。 而只有誠，才能產生信。 這些道理，早在古人那裡已經說的很明白的了。
講到這裡，就須辨別幾個基本概念。首先，歷史事實跟歷史記憶不同。歷史事實和歷史記憶不一定完全吻合，而在不少場合下甚至完全不吻合。如果說，歷史事實是原始的，那麼歷史記憶就是人造的了。 當然，即便所謂的歷史事實特別是古老的歷史事實，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誰記載的。因為記載歷史的人（中國古代稱為史官），本身也帶代表一定的利益的。但是，類似於六四之類的事件，由於人的本身的記憶以及現代存儲技術的發達，要抹去它，就顯得不僅是幼稚，而且是愚蠢的了。
當然，我們應該承認，任何社會都有自己多少是重新被塑造的集體歷史記憶，而這種記憶既然是被重新塑造的，跟歷史事實是有聯繫，但它也具有一定的選擇性。 相對來說，一個開放型的民主社會必定比一個封閉型的威權社會對以前發生過的事件來的更容忍，或者說心態更平衡，換言之，歷史記憶的選擇性更少一點。筆者所說的「容忍」和「心態平衡」是指兩個方面。首先是承認此事的存在。在承認此事的存在過的情況下，當然，還存在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從現代社會的角度去處理。爺爺輩的、祖祖爺輩的做過的事，如果他們做錯了，後人必須有所承當。對不同的政體的國家來說，做到第一點已經不容易，而要做到第二點，則更不容易。
以德國為例。 德國也曾在一百多年前在非洲實行殖民統治。那時，血淋淋的屠殺事件並不少。德國當初在納米比亞對赫雷羅和納馬族群的暴行，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就是種族滅絕。 歷史學家估計，人數分別為8萬和2萬的赫雷羅人和那馬人中，分別有6.5萬人和至少1萬人被殺戮。而當初那些實施屠殺行動的德國殖民者肯定堅信自己並沒有在干壞事。
僅德國這樣一個對人權的認識已夠現代的國家，從承認大屠殺到不久前決定對納米比亞過去犯下的罪行做一定程度的補償，也是經歷了一個相當艱難的過程。 那麼，以此推理，對一個威權國家來說，一個從承認歷史事實、到對此歷史事實做出恰當的結論和補償的過程會顯得更長、更艱巨，是可以預料的。 從這點來看，當今的「天安門母親們「在做的事，在中國國內就屬於先鋒式的行為了，至於那些為了讓人們保持這些記憶，努力在建六四紀念館的人，更是值得傾佩。
承認歷史事實是第一步
歷史記憶往往帶有象徵性。 不管在倫敦、裡斯本還是其他那些曾經是歐洲殖民主義者的根據地的大都市， 我們至今還能見到不少建築、紀念碑、街名或者其他的象徵物，不時會有意無意地提醒大家，當初的殖民時代的「榮耀」而在今天看來也許就是罪行。也就是說，對歷史上發生過的事，人們的看法也隨著社會的文明、人類理性的進步而在不斷改變。儘管歷史上那些樹碑立傳的人用意從當代人權的角度看是惡性的、應該被唾棄的，但那些「碑「和」傳「本身也是一種歷史事實。說明人類的社會人權意識也是在逐步進步中，而不是一蹴而就的。既然這是歷史事實，我們就要承認它的存在。 當然，僅僅承認歷史事實的存在還遠遠不夠，應該讓人們對此事的來龍去脈有個瞭解，並從現代道德角度作適當的定論。
講到這裡，我想說明一點的是，即便在民主社會，有時不免因為某些符合人類理性的情感，而產生過度的行為。記得去年在美國的「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整個運動本身確實是美國當代反對種族主義的運動的一個很好的起頭，在這過程中，憤怒的示威者們，拆除了南北戰爭時期南方邦聯首都弗吉尼亞州裡士滿市（Richmond）的南方聯軍總司令李(Robert E. Lee)將軍雕像。 筆者以為，雕像本身就是歷史事實的一部分。與其拆走這個雕像，不如在這附近建一個新的雕像，以證明人類在反種族意識的增強，並且告知人們，當今的社會應有的、種族平等理念的重要。而美國的種族主義行為是否因為拆走了這個雕像而變得更少，筆者也是帶有懷疑的。總之，除了一些極端的符號和象徵物，留住那些人類「罪惡的時期」留下的遺跡本身，也是尊重歷史事實的一種表現。
說到這裡就使人們想起前幾天中國國內網紅李佳琦直播「坦克蛋糕」被中斷的事件。真沒想到，中共官方本身早已把「坦克「作為天安門事件的一個象徵部分了。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直播的李佳琦當時並沒有這個歷史記憶，倒是執政的人用反面的手段幫助他塑造了歷史記憶。
六四紀念日過去了，但是重建歷史記憶的必要性並沒有過時。 而重建歷史記憶是每個人尤其是每個學者應該做的事。中國的官方在努力地塑造其官方喜歡看到的歷史記憶，而欣慰的是，不少經歷六四的人依然也在努力塑造與官方不同的歷史記憶。從長遠的角度看，一個承認歷史事實的記憶，才更具有持久性，最後必定能成為主導性的記憶。
本文作者張俊華為徳籍華人政治學者，在德國生活三十餘年。他曾就讀於德國法蘭克福大學，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曾執教於柏林自由大學等高校。現為法國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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