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嚴歌苓:「我不願捏著鼻子 再做任何妥協」

（德國之聲中文網）德國之聲：新冠爆發之初，您當時在網路上發表了批評中共當局掩蓋真相的文章《瞞瞞瞞》。其後因為您發文關注鐵鏈女等社會事件，包括和旅美中國學者周孝正在連線時，您認同他有關「習近平是人販子的」明確表態。一直到現在您在張藝謀電影《一秒鐘》柏林上映時，在影院外抗議「德國的中國式審查」。所有這些，讓嚴歌苓這位中國各大媒體的座上賓，逐漸以一個好像是異議人士，維權人士的形象出現。您自己意識到了這種轉變嗎？

嚴歌苓：我倒不覺的我是異議人士。維權人士是肯定的。異議人士好像我還沒有那麼政治化。我現在要抗議的是這麼多年對作家非常壞的對思想的控制，對藝術表達的控制。過去我還沒有意識到這麼嚴重的影響到了我現在的創作生活。

張藝謀的這個電影等於是最後一根稻草，壓垮了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因為這個事情的發生也不是現在。應該是2020年的時候。張藝謀就通過一個朋友來跟我說：因為上邊有人說了。如果你們想要讓這個電影能夠發行的話。讓你修改這裡，修改那裡實際上都不是真的。改了那些我們讓你改的地方沒有用，但是你要把嚴歌苓的名字改掉，就可以去發行了。

德國之聲：這是2020年年底事情，也就是說在您發表那篇《瞞瞞瞞》的文章之後？

嚴歌苓：對。然後2021年的年初，他們要上映這個電影（編者按：《一秒鐘》）。後來我就說那我有什麼辦法。當然我是很不樂意的啦。因為所有這些微信相互之間的聊天記錄，我們都已經記錄下來了，也給了律師了。現在，美國、德國、法國三個地方的律師在為這個案子工作。

其實這個電影的兩個投資人我也都認識。我說你們迫於壓力，我也不願意讓你們的投資失本。我說那麼你們就去放，在中國放。我當時留了個活口，也就是以後再說。後來我沒想到他們把電影賣到國外來，在國際上參加了那麼多影展和電影節時，仍然不把我的名字放回去。

我說這種惡劣侵權的事情，你在中國幹我管不了你們。我也不想損害你們的經濟利益。但是你在國外不能這樣干的呀。侵權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是一件大事，是犯罪。

德國之聲：是的，那麼您現在抗議的主要目標是誰？是張藝謀，或者是他的團隊，是發行方還是審查制度？

嚴歌苓：我只能抗議他們的製片人、投資人，包括張藝謀，就是這樣的一個製片團隊。因為張藝謀本身也兼製片人。這樣的一幫人，他們肯定是集體受壓迫，集體做出的妥協，把我們的名字去掉。我抗議的是這個。至於誰讓你把我名字拿掉，你可以找他去算賬。

因為傳達所謂上級指示的人……首先上級是沒有面孔，沒有名字的，沒有形狀的。傳達的這個人就是打個電話。他們甚至連文件，連黑字白紙都不願意讓你拿到手裡。就是一個電話，也不告訴你他姓張姓李，就說你馬上把嚴歌苓的這個名字拿掉。他們也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德國之聲：也就是這樣一個身份神秘的人聯繫到了《一秒鐘》影片的製片團隊？

嚴歌苓：對，就是這樣的。因為上次《芳華》被封殺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告訴了製片人。製片人又通知了馮小剛。我們當時正在做路演。突然在廣州接到了這樣一個電話。說：沒戲了。你們趕快停。

德國之聲：也就是說，最後《芳華》這個電影還是做出了改動，才得以上映的？

嚴歌苓：改動了一些，因為他們當時怕老兵會起來鬧事兒。當時也是有個什麼會。那個會開完了，就讓它上映了。雙方都往後退了一步，這件事兒就還是做成了。

德國之聲：那在《芳華》這個電影裡，您做出的妥協是什麼？

嚴歌苓：《芳華》這個片子我沒有做妥協，因為小說發表的時候中國已經開始左滿舵了。在小說出版的時候他們改掉了我好幾段。我當時就大怒，說：我不給你們出了！不給你們人民文學出版社出了！後來又是兩邊蹺蹺板了一下子。最後改是改了一點，但是沒有改那麼多。

所以我一直說我要到台灣去出《芳華》小說的原版，後來忙來忙去就忘了這個事情。但是我馬上要自己做一個出版社，我可以把所有的原版都自己出。你給我刪掉了多少，改了多少，我自己出。

德國之聲：您剛才說您認同維權人士的身份，但是不認同異議人士。無論如何，您和周孝正教授今年2月的那一次影片連線還是掀起了很大的波瀾。

嚴歌苓：我聽說有三億多的點擊……

德國之聲：點擊率是一方面。更多的是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以及您在什麼情況下做出了"習近平是個人販子"的表態。我們現在也想請您說一下，當時您和周孝正先生的採訪到底是在怎樣的情況下進行的？

嚴歌苓：當時他說連線。我這個人對科技方面的語詞不是很瞭解，也不知道他們做這個到底是什麼意義？所以我當時以為連線就是我們兩個人在影片上聊聊天。我不知道這個連線就意味著他會公開播出去的。

德國之聲：也就是說您當時以為那場連線是和您個人的一次私人對話？

嚴歌苓：是的，是的。但是後來包括在中國的一些還想繼續出版我作品的人，或者說等待封殺期過去還想繼續做我作品電影的一些人，問我能不能發一個公開的聲明？我說：我說了就說了，我說了我就認賬。我不會再去聲明我是被套進去的，我不會干這種事情。

德國之聲：也就是說您還是認可您當時的表態的？

嚴歌苓：我認可！只不過我當時最大的遺憾是：我覺得像我這樣的一個人，如果我想冒這個風險，而且認罰……那之後不是我所有的、進一步的封殺就開始了。我如果要承擔這樣的一個代價的話，我會講的更好。我會動腦子去想怎麼講？現在想想當時太虧了。只是這樣的一個遺憾。因為亂罵一通人不是我的作風。

德國之聲：那如果現在讓您整理思緒重新說的話，您會願意怎樣說？

嚴歌苓：我想如果我要說的話，我會好好的，有理有據的把我這麼多年在文學和電影的這條道路上越走越窄，封殺控制越來越嚴的這十年非常感性的寫一個散文。就像《瞞瞞瞞》、《母親呀母親》這樣的東西，更加能夠體現我的個人風格和個性，不是罵人。

德國之聲：外界現在的觀感是，嚴歌苓作為一個曾經是各大媒體追捧的座上賓，現在進入一個與中國體制，與那個系統決裂的狀態。您認可這種說法嗎？

嚴歌苓：我覺得基本認可。我當然不希望我失去那麼多的讀者。中國有很多很喜歡我作品的讀者。包括有一個讀書會大概有16000多個人。這個讀書會是他們自己自發組織的一個嚴歌苓的讀書會。這個組織最後寫了一個像訣別書一樣的文章，寫的非常非常的讓我難過。他們的公眾號肯定是被勒令停止了。我當然是非常難過，經常是熱淚盈眶。但是我覺得，是值得的。因為我不願意再做任何進一步的妥協。

德國之聲：有沒有什麼關鍵事件或經歷促成了這種轉變？

嚴歌苓：因為《瞞瞞瞞》那篇文章，我覺得就可能會導致這個結果。會導致我經濟上的損失。所有的損失我已經衡量過了，我覺得我可以承受這些損失。

我覺得那麼大的一個事件。特別是李文亮的去世給了我特別大的震動。我覺得如果我要是不講出這一番話的話，我將來會後悔。我會認為我作為一個作家，在歷史上留下了污點。

德國之聲：我們看到，許多在海外就中國問題發出批判性聲音的人，有不少的人都是斷了和國內的許多關係和牽掛。如今您作為一個較為激烈的批評者，是否也經歷了這樣一種斷舍離的過程？

嚴歌苓：對，是的。我覺得就是這樣的。因為我覺得退無可退了。我覺得與其讓自己被閹割的作品留存下去，還不如就不要了。我可以寫最真實的，最最誠實的作品。將來我可以有我自己的出版社。我也可以擁有在海外的那麼多讀者。我不認為中國可以一直這樣壞下去，我相信會有好的一天的。在她好的那天到來之前，我絕對不願意再為了一點自己的讀者群，或者是稿費啊什麼的再捏著鼻子那樣下去。

德國之聲：您現在在德國，應該是不用捏著鼻子繼續創作。能透露一下您目前在醞釀什麼樣的作品呢？

嚴歌苓：我現在創作的是和中國一胎政策，兩胎政策有關係的作品。因為我的女兒我領養她的時候她就是一個被棄的小女嬰。所以我覺得我要讓她知道她為什麼會被棄？為什麼會變成了我的女兒？棄她的父母都應該是什麼樣的人？她的父母和她現在的母親所生長的國度都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度？我們的家族是個什麼樣的家族？因為我女兒是不讀我的小說的。

德國之聲：為什麼呢？

嚴歌苓：她中文不行。英文的那幾本我也沒有特別建議她讀。像《扶桑》這樣的有性啊，有暴力或者是另外的，太深的那些牽扯到很多中國近代知識的這些。我都還沒有讓她接觸。我想她大起來，我那個時候外語的，非中文的出版越來越多了。她可能會去讀。 但是我想，目前我的這本書就是寫給她的。就叫《致女兒》。所以我想她會讀的。

德國之聲：出自您之手的作品，以前都可以和中國電影工業的大資金、大製作、大宣傳產生聯動。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包括您剛才說的《致女兒》這樣的最新作品，和中國電影工業聯動的可能性就不太大了。您打算以後如何把作品搬上銀幕，讓觀眾繼續和您保持對話呢？

嚴歌苓：我已經支持了一些小成本、小預算的電影。我認為在一百萬歐元或者美金之內的製作，我自己是可以做的。因為我的一些朋友也願意投資。因為這麼小的資本，失本的可能性不大。現在有很多平台可以讓這種小成本的電影得以發行。

我有很多短篇小說我都很想把它們拍成電影。我覺得慢慢來吧。我剛剛在海外投了一個800多萬人民幣的電影。怎麼說呢？如果我的期望不是發財掙錢，讓一個片子去養活上面一個片子，我覺得這是完全可以的啊。我自己做編劇又不收報酬。

德國之聲：您也說過您是一個比較低需求的人，也是這個造就了您目前的狀態吧。

嚴歌苓：對對，我的生活非常非常的簡單。也沒有什麼很高的物質慾望。我覺得我所有的錢就花在給自己買方便，買個不求人。我以前是這樣，現在也還是這樣。

德國之聲：說到不求人……您這幾年在德國生活。說實話英語在德國也不是每個人都會，或者都熟練掌握的。您這幾年在德國經歷了哪些不方便的地方，又喜歡德國哪些地方呢？

嚴歌苓：非常巧的是，我在三藩市生活的那十年。我先生是做德美商會會長的。他的朋友圈就是德國人。當然那些德國人都是英文講的非常好，和德文也差不多的那種。我對德國人的性格倒是挺喜歡的。就是他們開始可能比較有距離感，但是好了之後呢。這種友誼會變得非常的濃厚。我倒是非常喜歡這樣，因為我本人也是這樣一個性格。人家說我很認生。我不大容易熟起來，但是熟起來以後我就會摽著這個朋友的。

德國之聲：之前您曾經說過：這一生去了這麼多地方居住，每到一個新的地方之前都充滿期待，到了之後又充滿失望。在德國也是這樣嗎？

嚴歌苓：我剛剛來的時候是有點失望的。那個時候我沒有什麼朋友。還有就是覺得德國人真的是冷漠啊。也不像我在美國的那些德國朋友。後來我又把我美國的德國朋友給飛到這兒來了，飛到我們家住著。這樣慢慢慢慢我就喜歡了。因為我特別愛自然，喜歡在大湖裡游泳。游個兩三千米很開心。然後我也很喜歡在森林裡溜我的兩隻狗狗。這種生活也不要花錢，但能讓我身心特別的有幸福感。

德國之聲：也就是說您打算長期定居在德國？

嚴歌苓：對對，我現在在學德文。因為疫情當中哪兒也去不了，還不如就學學德文。因為多一樣本事總是多一種可能吧。我現在已經可以應付一般的買東西啊，坐出租啊，這些生活了。可以有生存下來的一種水準了。

德國之聲：那您現在定居德國，有沒有可能影響您未來寫作的故事背景？比如出現一個和德國有關的作品？

嚴歌苓：我覺得都是有可能。因為在離開非洲的時候，我都寫了一些感覺。像游記一樣的東西。但我都沒有想到我會寫小說。離開非洲以後，我寫了三個短篇。我本來還想一直寫下去的。所以我覺得都是可能的。什麼事情我都願意讓它自己發生吧。Let it happen。我也不逼自己，不催自己。

因為德國這個地方，比如我們家的房子。就是一個猶太女設計家設計的第一個作品。然後當時就得到很多關注。這個房子又是一個猶太家庭住的。這個女的到了美國以後，成為了非常有名的猶太設計家。但是她離開了以後再也沒有回來，沒有一個後人回來找回這個房子。所以我覺得很多東西給我想像的空間特別大。所以由於我對房子的這種好奇心，可能會引發我來寫這個故事。

德國之聲：除了德國的事情以外，我們看到近幾年您雖然身在德國，但是也在密切關注中國各種各樣的熱點事件。那麼中國近些年來發生的熱點事件，有沒有哪些極大的激發了您創作的慾望？

嚴歌苓：我覺得疫情肯定會讓我寫出一部作品來的。而且是一部比較大的作品。因為我覺得疫情已經超過了它事件的本身。在我的腦子裡面，已經有了一種超驗的、形而上的感覺了。所以我感覺我會寫，但是不是寫現實主義的，我不知道。因為畢竟我不在中國的疫情當中，只能是看網上的很多東西。但是我覺得我會寫一部作品的。我一直在醞釀，也寫了一些筆記。

德國之聲：在疫情期間有一個比較關鍵的討論--比如您之前說過，像《陸犯焉識》這樣的作品，凝聚著您對"什麼是自由"的哲學思考。這幾年，一場新冠疫情，讓全世界都開始重新定義和思考個體自由以及集體利益之間的矛盾和關聯。在此期間，您對"什麼是自由"有什麼新的思考嗎？

嚴歌苓：我所有的思考都是形象思維領先的。還不能用很概括的話來講。我想只能把這些感覺放到我的作品裡。很多人看來，可能一些人看出了這樣的觀念，另一些人看出了那樣的意義，這都很難講。因為藝術的模糊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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