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 190611 Interview CPJ Joel Simon

德國之聲：西蒙先生，您如何定義記者這一職業？

喬爾‧西蒙：簡單的說，記者的職責就是收集並傳播對公眾有意義的訊息。做這類事情的有專業記者，也有公民。而後者是一種發展趨勢。

新技術的出現，使得今天公民記者的人數達到史無前例的高度。新聞工作不是一種需要許可證的職業。誰都可以成為記者。我們的組織所保護的不僅僅是專業、主流媒體記者的權益，也包括獨立記者以及公民記者的權益。

寫部落格的人能夠自動成為記者嗎？

博主們可能是記者。我們會以一種普通人的直覺做出判斷。如果我們要知道一個博主是不是記者，我們就會先看他寫的部落格。我們會看該部落格最初的語言版本。我們會觀察他是在怎樣的上下文關係中寫文章，然後對該部落格的功能做出評斷。基本上我們總是能夠很快的認定一位博主到底是不是記者。

不是所有的部落格都可以被看作為新聞工作。但是有許多部落格確實充當了這一角色，他們符合我們對新聞工作的理解，所以其作者也會受到我們的保護。

2009年時您曾經說過，博主正"站在網路革命的前沿"。他們同時也站在現代新聞工作的前沿嗎？

那時候部落格正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因為它是能讓公眾參與到新聞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種媒介。我們今天已經又前進了一大步。現在有推特(Twitter)、臉書(Facebook)、Youtube影片網站以及其他社交網路，這是一個持續發展的過程。

網路革命賦予了公民製度性的權威，讓他們能夠參與到新聞工作中來。他們散播知識，向公眾提供訊息的能力得以制度化。但是這樣的公民記者不會取代專業新聞工作者的位置。專業新聞工作者是在職業教育中形成的，他們身後是大型的新聞機構以及訊息來源。

我們需要專業記者。他們能夠和公民記者一起相互補充。當我們必須要面對新的收集訊息的來源和傳播訊息的渠道時，我們是能夠從中受益的。

在您的"監獄普查2010"中，您記錄了145名被關押記者的命運。其中69人是網路記者，他們中的大多數是博主。網路革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您的組織的工作性質，保障记者能夠在全球範圍內毫無顧慮的工作？

如果您仔細的觀察一下其中的具體個案。您會發現幾乎所有的博主都是因為發表了他們的言論而被關進監獄。他們發表的是評論。在專制社會中，沒有讓人公開表達自己觀點、批評政府的官方渠道。所以這些人決定寫部落格，同时又利用了其他的社群網站平台。受到攻擊的政府很快就做出反應，意識到這種新的公民記者行為對於他們來說是一種威脅，所以他們對其給予反擊。

中國和伊朗是比較典型的例子。他們逮捕記者的數目比其他世界上任何國家都要多。而公民在一個專制制度下，收集以及散播訊息能力的增強，確實能夠對執政層產生威脅。在過去的幾個月中，我們在北非以及中東能夠觀察到這種現象。執政者總是不斷用新的手段予以報復，以此維護自身的政權。

我們把2009年從伊朗的綠色革命中，以及最近幾天從敘利亞傳來的影片和圖片作為例子。當時許多人通過把手機影片上傳到Youtube的做法讓世人知道了女學生內達（Neda）被殺害的命運。如果沒有這些把影片放到Youtube上的人以及博主們的行動，伊朗境外的專業媒體根本無法報導此事。他們現在也無法就敘利亞的最新情況進行報導。

你說的對，但是敘利亞的例子更加明確的表現了公民記者的活動極限在哪裡？專業新聞從業人員無法從現場發來報導又意味著什麼？我們現在只掌握了非常零碎的，關於敘利亞局勢的訊息。我們對全局的認識是支離破碎的，所掌握的都是一些細小的訊息，他們之間沒有任何關聯。我們也無法找到其中的關係。我們無法考證，也無法理解這些訊息。

敘利亞政府從一開始就致力於阻礙國際媒體對該國局勢進行報導。敘利亞的媒體讓所有其他國際媒體都失去了發言權。而公民記者以及人權活動人士的出現填補了一些空白，雖然他們在此冒著生命危險。他們至少向我們提供了一些反應敘利亞國內現狀的訊息。但是我們所掌握的訊息仍然比較片面，比較零散，這是絕對不可接受的。

誰能更好的報導侵犯人權的現象?--一個像博主一樣的公民記者還是一名身後有強大新聞機構支撐的專業記者？

我覺得，他們是相輔相成的。博主們的受眾群幾乎總是一個特定的公共群體。他們所涉及的這種群體對他通過部落格發表的特定話題感興趣。與此相比，傳統媒體的受眾群更為廣泛，他們直接向社會大眾發布訊息。博主以及其他公民記者的報導會給傳統主流媒體帶來啟發。而後者能夠向公共大眾展現更加全面的報導。

公民記者能夠融入到新聞事件中，作為事件的一部份悄悄的將它記錄在案，並予以發表。這對於主流媒體來說是一種新型工具，其價值不可估量。公民記者在此能夠改善並提高主流媒體機構的新聞專業素質。

專業記者的職責是收集、考證、評估併發表訊息，而在此過程中必須保持中立。但在面對嚴重侵犯人權的事件時，難道他們不是應該也保持中立嗎？專業記者什麼時候應該像公民記者一樣，理所當然地站到當事的其中一方。

記者本身有許多種。專業記者中也有許多明確表明立場的人。他們將記錄侵犯人權個案，聲討肇事者視為己任。

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從事實出發。我們必須永遠願意接受新的訊息，並在將其發表之前進行比較以及考證的工作。這是專業記者的職業道德規範。客觀性和公正性不是適用於所有記者。當然有許多媒體機構非常注意這一點，但也有許多媒體機構具有明顯的黨派傾向。

無論如何，記者之所以有責任報導侵犯人權的現象，是因為其中的新聞價值。不是每個覺得應該保持中立的記者在報導關於人權的話題時都必須自動放棄他的中立性。

網路革命對於新聞自由和人權報導來說，究竟是威脅還是機會？

兩者都是，它首先是一個通訊技術的革命。我跟從歷史角度觀察這一現象的人交談過。那個時候人們討論的對像是電報、電話、收音機和電視。每一個讓人類能夠更加迅速有效的進行交流的媒體都為新聞職業帶來了巨大的變革。今天的情況也是如此。

我們記者今天所掌握的技術以一種前所未有的規模影響著我們的工作方式。這自然也會在經濟上帶來深遠的影響。但這最終會趨於正常，因為人的潛意識中有一種固有的沖動，驅使他們去獲取並傳遞訊息。這種沖動不會變。也許媒介會發生變化，但是記者的基本職責不會發生改變。

儘管有臉書、推特以及部落格的存在，世界仍然需要專業新聞記者？

當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記者。記者的數目以及種類正在發生改變。制度化的新聞機構面臨危機，因為其經營模式面臨危機。但是世界各地的人們想知道他們身邊都發生了什麼事情的基本需求有增無減。不斷擴大的網路加強了我們獲取訊息的願望。

我們作為記者，擔當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但同時，我也認為像專制政權、犯罪團伙以及武裝組織這樣的群體會動用一切力量阻礙記者從事他們的工作。

採訪對象簡介：喬爾‧西蒙是全球保護記者委員會(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的執行主席。這個由記者發起成立，為記者維權的機構於誕生於1981年，總部設在紐約。該組織通過為記者維權保護新聞自由，保障他們可以沒有顧慮的從事報導職業。喬爾‧西蒙作為專業媒體人經常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哥倫比亞新聞評論》以及《世界政策季刊》上發表文章。

採訪記者：Sandra Petersmann 編譯：任琛

責編：雨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