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觀察：中國異議人士怎樣維護世界和平？

（德國之聲中文網）本周四（2月1日），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主席、共和黨眾議員史密斯（Christopher Smith）和共同主席、民主黨參議員默克利（Jeff Merkley）宣佈，他們已致函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提名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中國人權律師許志永和丁家喜、香港《蘋果日報》創始人黎智英為2024年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此四人皆因政治抗爭而遭到中國政府監禁。兩位議員稱他們是"和平與自由的倡導者"。

近年來，中國異議人士和抗爭群體多次被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者--除了上述四位之外，還有高智晟、胡佳、熱比婭‧卡德爾等人。而達賴喇嘛和劉曉波分別於1989年和201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有資格提名諾貝爾和平獎候選者的機構和個人，包括曾經的獲獎者、各國議員和內閣官員以及部分大學教授。根據諾委會的訊息，過去八年來，每年的諾和獎候選者都超過300名，2023年有351人，包括259名個人和92個組織。

因此，這四位人權抗爭者被提名為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算不上大新聞。但是，這個消息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它提醒人們重視中國政府對人權與和平的打壓，不要忘記這些遭受迫害的極權反抗者。尤其重要的是，在戰火威脅全球和平的當下，我們需要再次思考民主、自由、人權與和平之間的關係。

人權捍衛者與諾貝爾和平獎

在簡體中文的語境中，人們很少將反抗極權與追求和平聯繫起來。"和平"通常有兩個意思，第一是國家或者地區之間沒有戰爭或者敵對狀態，第二是個人內心平靜安詳。在第一個意義上，中共宣傳敘事總是將"和平"與"穩定"放在一起說，而"穩定"又往往被描述為國家暴力強制維穩、鎮壓了各種抗議活動之後的狀態。在第二個意義上，個人的和平往往被描述為不過問政治的"歲月靜好"。

在這兩個意義上，和平不僅與極權互不衝突，甚至還相輔相成。因此，中國政府經常把自己包裝成和平製造者，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守護天使。真的如此嗎？

諾貝爾在遺囑中說，和平獎頒發給"為促進民族團結友好、取消或裁減常備軍隊以及為和平會議的組織和宣傳盡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貢獻的人"。

百年來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中，除了"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國際原子能機構"等直接阻止戰爭、推動和平的組織和個人之外，還有很多人權抗爭者--除了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和中國民主活動人士劉曉波之外，還有為爭取所有兒童受教育權而奮斗的馬拉拉‧尤薩夫扎伊，為言論自由而努力的麗亞‧雷薩和德米特裡‧穆拉托夫、為伊朗受壓迫的女性而抗爭的納爾吉斯‧穆罕默迪等等。如何解釋這一現象呢？

很多人認為，諾貝爾委員會被歐美各國政府直接或者間接操控，將獎項政治化，用來讓專制國家的政府難堪；或者認為，這些人權捍衛者獲獎的原因，主要是他們提出和堅持非暴力抗爭，比如達賴喇嘛的"中間道理"、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等主張和論述。

非暴力抗爭作為手段固然重要，但是假如抗爭目標--反抗專制--跟和平無關，甚至不利於"維穩"，諾貝爾和平獎豈不是與其宗旨離心離德、背道而馳？

民主制度與永久和平

我們總是聽見中國政府抗議美國"干預中國內政"，為什麼很少聽見英國、德國、澳洲、瑞士或者芬蘭等國家的政府如此抗議呢？其實歐洲國家和美國在社會制度上差異也很大，比如全民醫保、免費上學、墮胎、控槍等社會議題上，歐洲國家就讓美國顯得很難看。霸道的美國為什麼不干預一下，讓歐洲社會向自己看齊呢？為什麼只干預專制國家的內政呢？顯然不是因為專制政府更好欺負。

其實，這種"干預"的背後是對世界和平的焦慮，其基本原理來自德國哲學家康德的"永久和平論"。

康德把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從公民與國家之間擴展到人類歷史和國際關係，認為民主國家（他當時認為立憲共和是最好的民主制度）之間不會或者很少發生戰爭，如果全球各國都實行民主制度，那麼世界就可以永久和平了。

康德在1795年寫下的論文《論永久和平》中寫道，和平並不是一種自然狀態，而是一種文明建構。基於權利契約觀念建立的民主社會中，發動戰爭需要經過公民同意，"那麼最自然的事就莫過於他們必須對自己本身做出有關戰爭的全部艱難困苦的決定，其中包括自己得參加戰鬥，得從自己的財富裡面付出戰費，得悲慘不堪地改善戰爭所遺留下來的荒蕪，最後除了災禍充斥而外還得自己擔負起就連和平也會憂煩的、（由於新戰爭）不斷臨近而永遠償還不清的國債重負，他們必須非常深思熟慮地去開始一場如此之糟糕的游戲"。

相反地，在專制國家，人民是專制者的臣民而不是國家公民，"戰爭便是全世界上最不假思索的事情了"，因為"領袖並不是公民的同胞而是國家的所有者，他的筵席、狩獵、離宮別館、宮廷飲食以及諸如此類是一點也不會由於戰爭而受到損失的。因此他就可以像是一項游宴那樣，由於微不足道的原因而作出戰爭的決定，並且可以漫不經心地把為了冠冕堂皇起見而對戰爭進行辯護的工作，交給隨時都在為此作著準備的外交使團去辦理"。

康德還指出，根據公共權利的先驗概念論政治與道德的一致性，在民主國家，公民反抗不會受到嚴厲的懲罰。相反，在專制國家，國家領袖"可以自由地宣佈他要懲罰任何反叛，處死渠魁"。這裡說的是國內和平，也就是說，民主國家內部衝突較少，不會發生內戰，也沒有"教育集中營"、大飢荒和大屠殺。

民主中國與"武統台灣"

兩百多年過去了，康德的這些描述也完全符合今天的全球政治情景。在俄羅斯、北韓和中國，當局對戰爭的宣傳和實施不正是和他論述的專制國家如出一轍嗎？

很多人根據當下專制政權控制下的"民意"得出結論說，即便中國民主了，大多數人也會支持用戰爭"統一"台灣。他們甚至認為，沒有中共政權的強力控制，民主中國受民意左右，更容易對台灣使用武力。假如康德還健在，我相信他會同意我在《長平觀察：中共會宣佈放棄統一台灣嗎？》一文中的看法：這是中共的長期宣傳讓外界產生兩個重大誤解之一。假如台獨議題沒有來自國家暴力支持的危險（禁言、警察約談、拘押和判刑等），中國輿論將會出現不同的面貌，"武統台灣"不會成為多數人的選擇。根據民主和平論，民主國家的公民只會為了自衛（包括阻止明顯的潛在威脅）而同意戰爭。

兩百多年來，民主和平論經歷過各種爭論和挑戰，人們提出過各種不同的意見，甚至有人主張"專制和平論"。但是，經過發展和修正，它事實上成為現代文明的核心價值，建構了當今世界維護和平的基本格局。

現在我們就能理解，無論伊力哈木‧土赫提、許志永、丁家喜、黎智英和中國其他異議人士是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他們都為反抗極權、建構和平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沒有他們，世界將會陷入奧威爾在《1984》裡預言的專制陷阱："自由即奴役，戰爭即和平，無知即力量"。

作者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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