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彬：莫言講的是荒誕離奇的故事

（德國之聲中文網）

德國之聲：瑞典諾貝爾獎委員會將文學獎授予莫言。您認為莫言是理應榮獲這一最高文學獎項的世界一流作家嗎？

顧彬：我一直不停地公開批評莫言。他簡直就是我批評得最多的中國作家。因此，首先我要說，我為他感到高興，為中國感到高興，為中國文學感到高興。但我的批評依然是有道理的。

人們在莫言那兒讀到了什麼？必須說，莫言有本事寫出暢銷小說。在中國有許多更好的作家，他們不那麼著名，是因為他們沒有被翻譯成英文，也沒有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這樣一位傑出的美國翻譯家。葛浩文採用一種非常巧妙的方式翻成英文。他不是逐字、逐句、逐段翻譯，他翻的是一個整體。這是歐洲大約從18世紀以來流行的翻譯方法。也就是說，葛浩文對作者的弱點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把一切都整理好，然後翻成英文，語言比原來的中文更好。他多年來一直這樣做，因而在翻譯市場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也因為如此，這些中國作家的作品被從英文翻譯成德文，而不是從中文翻譯成德文。

德國之聲：您批評莫言的核心是什麼呢？

顧彬：他講的是荒誕離奇的故事，用的是18世紀末的寫作風格。作為中共黨員，他只敢進行體制內的批評，而不是體制外的批評。他講的是整個故事，而自普魯斯特（Proust)和喬伊斯（Joyce)以來，寫現代小說就不能這麼寫了。公平起見，我現在必須說，世界上沒有受眾，德國也沒有受眾還接受詹姆斯‧喬伊斯。受眾希望的是荒誕離奇的故事，是人們說的傳奇，裡面有祖父、之後是父親，然後是孫子，一講就是30、40年。現代小說是以比如說幾年前榮獲畢納西文學獎的奧地利作家瓦爾特‧卡帕赫（Walter Kappacher.）為代表。他講了一個人的11天，集中講一個人物。而中國小說家卻不這樣，因為這裡的受眾-德國受眾現在也一樣-希望眼前就像在放一部電影，而不是集中描寫單獨一個中國人的心理。

德國之聲：莫言被批評家-您剛才也談到，他只是提出體制內的批評。有的批評家還指責他說，和共產黨也靠得太近了。

顧彬：看過"紅高粱"的人就知道，裡面出現了極力對中共加以讚美的人物，這非常令人難堪。不過，先不說這個。莫言的主要問題是，他根本沒有思想。他自己就公開說過，一個作家不需要思想。他只需要描寫。他描寫了他自己痛苦經歷過的50年代的生活以及其它，並採用宏偉壯麗的畫面。但我本人覺得這無聊之至。

德國之聲：您認為為什麼諾獎委員會會把文學獎授予莫言？

顧彬：公平而言，必須說，過去一再有根本不應該得這項獎的人得了獎。或者一段時間過去後，我們會說，這些獲獎者也許並沒有特別到應該得這項特別的獎。我想，也許是某種政治正確起了作用。他們想，這一次應該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才行，而不是比如說優秀得多，具有更多更多代表性的北島，他現在拿的是美國護照。

德國之聲：您認為這個獎會對中國作家產生影響嗎？

顧彬：只是從壞的方面。因為那些小說家-除了為數不多的好的小說家外-講的都只是荒誕離奇的故事。莫言的主要問題是：他在80年代是一個先鋒派作家。在我80年代的雜誌和文字中，我也是這麼介紹他的。但作為先鋒派作家卻無法盈利。自從市場在中國完全佔主導地位以來，人們想的就是，什麼可以在中國賣得好，在西方賣得好。然後人們認識到，如果回到經典的、傳統的中國敘事手法，就像過去300、400年流行的那樣，就有受眾。也就是說，回到那種敘述者無所不知的敘述手法，不是以一個人為中心，而是以數百人為中心，翻來覆去講男人女人，離奇故事，性與犯罪這些話題，就能夠成功。現在，不僅是中國市場，連美國和德國的市場也被這樣的小說家左右。他們相應也就代表了中國文學。但其實也有完全不同的、好得多的中國文學。不過，那是另外一回事。

採訪記者：馮海音（Matthias von Hein)  翻譯：樂然

責編：張筠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