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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如何透過大量監禁活動人士掌控公民社會?

William Yang
2022年7月25日

香港法院近期以參與或組織抗議活動為由指控、監禁了至少兩名活動人士。香港新任特首李家超誓言治港要更關注國家安全,專家如何看待港府接連對香港公民社會的壓迫手段釋出的信號?香港會否變得更加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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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kong Aktivisten
常被香港示威者稱為「王婆婆」的66歲的活動人士王鳳瑤,因參加了兩次被檢察官稱為「非法集會」的抗議活動而被判處八個月的監禁。圖片來源: PETER PARKS/AFP

(德國之聲中文網)就在李家超成為香港新任特首的兩週後,香港法院以參與或組織抗議活動為由,判處至少兩名知名活動人士入獄。其中,患有末期直腸癌的75歲運動人士古思堯今年2月因計劃抗議北京冬奧會,於7月12日被法院判處9個月監禁。

古思堯原計劃在2月4日北京冬奧會開幕當天,攜帶一具木質棺材前往中聯辦外抗議,但在抗議活動當天被捕。港警國安處人員還搜查了他的公寓。

儘管《國安法》指定法官稱此案需要一個「有威懾力」的判決,但古思堯在法庭上仍然不服。他表示自己「死不悔改,屢敗屢戰」,所行的路永不後悔,並強調裁判官判刑時不用可憐同情他、對他仁慈。

一天後,常被香港示威者稱為「王婆婆」的66歲活動人士王鳳瑤,因參加了兩次被檢察官稱為「非法集會」的抗議活動而被判處8個月的監禁。

專家:港府將法院「武器化」

法院對王鳳瑤做出的指控與2019年「反送中示威」以來,港府對許多抗議者和一些知名民運人士所做出的指控相同。自從中國在2020年對香港實施有爭議的《香港國安法》以來,任何形式的公眾抗議或集會在香港實際上都被定為犯罪,數以千計的抗議者和民主人士被逮捕和監禁。

一些專家認為,近期兩個判決向香港公眾發出了一個訊息,也就是——香港當局將繼續對公民社會進行嚴厲鎮壓。

美國聖母大學基奧全球事務學院全球政策倡議的研究和項目助理沈美琪告訴德國之聲:「他們甚至不對更激進的抗議行為與和平、非暴力行動做出區分。任何反對政府的行為都會被視為威脅到香港的安全。我認為這是在向香港的人民和公民社會表明,他們不應該考慮抵抗,因為他們可能因此被判重刑。」

Hongkong | 25. Jahrestag der Rückgabe an China
曾任香港保安局長的李家超被許多人視為在香港實施國安法的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而部分流亡的香港活動人士擔心,在他的領導下,香港會變得更加極權。圖片來源: Selim Chtayti/REUTERS

其他專家也對香港法院如何處理抗議有關案件表示關切。日本明治大學比較法研究所訪問研究員潘嘉偉向德國之聲表示,香港法院和法官現今主要依靠檢察官提供的論據進行裁決,「我們只能預期法院在國安法和與抗議有關的案件中,會作出更多以檢方為導向的判決,而拒絕保釋也將成為一種新常態。」

潘嘉偉指出,這種趨勢讓人懷疑香港的司法系統是否仍然享有其長久以來聞名的獨立性。他說:「長遠來看,香港法官將如何影響陪審團,以及他們如何根據控方的陳述而不是事實做出決定,是我們需要關注的問題。」

聖母大學的專家沈美琪則認為,香港當局已經將法院武器化,為政府決策背書。她說:「你可以在其他威權國家看到政府如何利用法院。在香港,我們曾經為我們的法治感到自豪,但現在雖然香港仍有法治,但法律已經變成了為政府服務,而不是為社會服務。香港政府雖然不是對公民社會進行徹底的鎮壓,但仍然修改現有的機構,使其為政府的目的服務。」

此前,李家超在7月1日宣誓成為香港新任特首後曾說,法治是一個基本價值,並稱《國安法》是幫助香港在2019年大規模抗議活動數月後,保持穩定的關鍵工具。

香港恐成極權社會?

曾任香港保安局長的李家超被外界視為香港在實施《國安法》過程中扮演的關鍵角色,部分流亡的香港活動人士擔心,在他的領導下,香港會變得更加極權。流亡美國的香港活動人士張崑陽說:「北京提名李家超為新一任的特首之舉顯示,香港將成為一個更加極權的社會。」

他補充道:「香港的情況將惡化,因為李家超的政治任務是以更全面的方式控制和壓制香港。雖然《國安法》已經成功地瓦解了香港的公民社會和政治反對派,但李家超仍在拚命地推動23條立法和香港的新網絡安全法。」

在上個月接受《人民日報》訪問時,李家超說,完成香港《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工作是香港政府的憲法責任。《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政府要通過旨在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張崑陽說:「我認為這些例子已經證明,李家超被北京委任用更堅定和全面的方式來統治香港。」

雖然大多數專家同意,在李家超的執政下,港府對公民社會的打壓可能會繼續、甚至加劇,但他們也認為公民社會中的一些組織仍會通過調整其訊息傳遞的方式,嘗試表達自己的觀點。

明治大學的訪問學者潘嘉偉向德國之聲表示:「我們可以預期的是,未來只會有少數公民社會團體仍然願意以不太對抗的語氣表達他們的觀點。這將減少公民社會對某些問題的關注,(但)同時為人們創造更多的機會,使他們的表達方式更有創意。香港的情況將與中國的情況非常相似,因為中國的異議人士多年來一直在使用這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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