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方首次承認污染「癌症村」

（德國之聲中文網）據新加坡《聯合早報》2月22日報導，中國環保部在剛剛公佈的《化學品環境風險防控十二五規劃》中透露，在發達國家很多已經淘汰或者限制使用的有毒有害化學品在中國仍然在大規模的生產和使用，中國目前有生產使用記錄的化學物質4萬多種，其中3千餘種已列入當前危險化學品名錄。

該規劃承認 ，中國一些河流、湖泊、近海水域、野生動物和人體中已檢測出多種化學物質，有毒有害化學物質已造成多起急性水、大氣突發環境事件，多個地區出現飲用水危機，個別地區甚至出現"癌症村"。因此《規劃》提出， "十二五"期間化學品環境風險防控的主要任務包括：加大淘汰和限制力度，推進重點防控行業合理佈局，推進危險化學品環境管理登記，提高環境准入條件和建設標準等。

這也是中國官方首次承認中國因污染出現多個"癌症村"，早在2007年4月，中國媒體《新聞周刊》的深度報導"中國城市水危機"，曾在公眾中引起震動，該報導揭露中國從北到南多個城市水污染及公眾水源陷入危機現狀，其中詳細報導了淮河流域的安徽蚌埠仇崗村，被四家化工廠圍困，三年間該村有53位村民患癌症身亡，該村村民對此發起抗爭行動；中國紀錄片導演楊紫燁據此拍攝的《仇崗衛士》2011年曾獲奧斯卡最佳短片提名。

比中國媒體更早關注污染"癌症村"現象的為非政府組織，自然之友、綠家園、守望家園、綠色和平中國辦公室等早在2004年時就開始進行淮河、錢塘江等流域污染的調研項目，並與被稱為"淮河衛士"的河南周口市環保人士霍岱珊一起，披露因大型企業周口蓮花味精廠、及淮河兩岸眾多的造紙企業導致的河南境內多個癌症村，這些機構也因此曾受到當局的警告和打壓。一如對中國"艾滋村"態度一樣，中國官方早前對環境污染導致的癌症高發未予正式承認，近年因環境污染導致的民間大規模抗爭行動不斷爆發。

"誰來管我們農民的死活"

2012年國家環境保護部政策法規司副司長別濤在接受中國媒體《第一財經日報》採訪時表示："南方有水皆污，北方有河皆干。這話雖然有些誇大，卻真實地反映了我國水污染的現狀"。與官方對中國水污染全局性的描述不同，杭州蕭山一位農村女性韋東英曾因為寫環保日記而蜚聲中國，被包括央視在內的中國眾多媒體報導。

杭州蕭山是中國最富裕的地區之一，處上世紀80年代"蘇南發展模式"的地帶之一。韋東英和丈夫以種田和在錢塘江上打漁為生，二三十年間，農田上建起無數的廠房，他們駕駛小漁船在錢塘江上打漁的過程中，曾目睹兩岸幾十個化工廠直接把化學污水排進江中，江中是無數的死魚浮起；岸上是越來越有錢的村民，呼吸系統和消化系統癌症患者愈來愈多。從2003年起，韋東英開始寫日記記錄工廠排污、向當地環保部門舉報過程及她走訪其他村民記錄村民患病增多的案例等。

德國之聲打通她的電話時，她無法掩飾內心的失望之情，她向德國之聲表示，無數媒體和非政府組織蜂擁而來，跟隨他們的漁船採訪、調查並將當地污染見諸報導，但化工廠的排污從未停止，政府在經濟發展和污染中依然選擇了前者："有什麼辦法，沒有地方去說，老百姓的事情也不處理，現在污染很厲害，到處是污染，這些污染埋在地下千年萬年都沒辦法處理完，國家也沒有辦法。政府要靠化工廠賺錢，好像我們老百姓就該死，國家都提倡發展經濟，他們哪管我們的死活"，因此她對環保部對污染的治理並不報太大希望。

"誰來替污染受害者維權？"

中國環境律師夏軍也就此接受德國之聲採訪，他認為在中國各大部委中，環保屬劣勢地位，儘管環保法規不斷增多，但法律的約束力並不充分，因此無法阻擋和制約污染企業。環保部即使表態要對重污染企業進行治理，還需要司法部門的支持，甚至需要國家在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宏觀決策上做出調整。

而環境律師、民間組織和"癌症村"的受害者面臨的最大困境是，環境污染案件無法完成立案："化學品、重金屬、危險廢物等污染是觸目驚心的，但很少有能利用的機制或法律上的平台，很難進入司法程序，現在常規路徑是通過新聞媒體引起行政手段的干預，但不能帶來實質性的改變。"

夏軍也指類似中國"癌症村"這樣的案例，比如上世紀50年代在日本發生的汞洩露導致的水俁病案例，日本政府對污染受害者做出政府補償和對企業問責，但中國企業和政府達成利益聯盟，中國的污染受害者還在獨自承擔著污染惡果，他及其他環保律師一直在推動的公益訴訟舉步維艱，到底誰來幫助污染受害者維權？

作者：吳雨

責編：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