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傑回應單人平

記者：我想就從《環球時報》的評論文章開始，比如文章中提到您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這是現實嗎？以您的學識為什麼您會成為中國的非主流？作為非主流，您在中國遭遇了什麼？

余傑：關鍵我們要討論什麼是主流社會，在一個真正的民主自由社會中，整個社會輿論應該是一個多元狀態，所以不應該只有主流的聲音而沒有非主流的聲音，主流和非主流是一個互動的關係，這樣的社會才是正常、健康的社會，而不是對和官方有不同看法的觀點就進行打壓，甚至用非法手段打壓。最近這幾年，我在中國的遭遇，除了我被媒體全面封殺，不能在任何公開刊物上發表文章，也不能出版我的著作，即使是別人的著作中點到我的名字，我的名字也不能出現，一直到最近幾年這種情況越來越惡劣，一直到劉曉波獲得諾貝爾獎後，我遭受了非法軟禁，綁架，酷刑等等，這恰恰說明中國社會還不是一個正常、健康的社會，這樣的社會是沒有活力的，即使是在這樣一個情況下，我相信認同接受我的觀點的人，都比接受和認同《環球時報》的這位"單人平"要多，我在被中國封鎖的"博訊網"有個人文集，點擊量就有七八百萬，如果在自由的社會，我的觀點能夠得到自由的發表，我能夠和"單人平"辯論的話，我深深相信，我的觀點會被大多數中國同胞接受。

記者：文章也說您出走美國對你個人來說解脫，您的離開是解脫還是無奈的選擇？

余傑：這次選擇到美國我是經過了很漫長的、也是很痛苦的思考後才最終作出這樣一個決定，我作為一個中文寫作者，本身是不願意離開母語寫作的環境，前幾天我到國外訪問時，也有朋友勸我留下來，我說如果我的生命安全還有保障的話，我會留在中國。這次是我連生命安全都沒有保障，我在海外發表文章這僅存的一點自由也被剝奪，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我才選擇離開中國，這是一個非常可悲的現實，說明中國被一個政黨、特權利益集團所綁架和奴役，他們並不能代表中國，未來真正實現了民主自由的中國，像我這樣的很多人都會重新回到中國。

記者：文章中說您去美國是逆向而行，認為中國現在向世界自由開放，您怎樣評論中國真正的現實。

余傑：表面上看確實存在著這樣的反差，很多海歸會回到中國，也很多西方的政客、商人、大公司等到中國並被中國所吸引，這種吸引是一種利益的吸引，中國沒有西方社會那種成熟的規則和制度的限制，他們就可以在中國迅速的賺很多錢，但是這樣一種利益的驅動，是否對中國好？我們看到這幾十年來，所謂的經濟的飛速發展，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中國模式後面是中國環境的急劇惡化，兩三億的農民工權利被踐踏，對能源的消耗和浪費，這是不可持續發展的趨勢，全世界被中國吸引和看好中國，只是短期的暫時的現象，未來中國發生大的動蕩、危機和崩潰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另外一方面像我這樣熱愛中國的，真正要把中國往民主憲政道路上推動的一些公共知識分子，在最近兩年來，在國內的生存環境越來越惡劣，已經到了沒有辦法生存下去，比如最近這幾個月，我的朋友廖亦武、張大軍、張博樹等他們都離開中國，這反襯出非常可悲的中國現實。

記者：這篇文章中也說您早年的成功代表中國沒有禁錮自由，您早年的"成功"下的政治環境是怎樣的？現在與以前相比是不是發生了變化？

余傑：我1998年發表第一本書《火與冰》，那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中國，這是"八九民運"之後第一個美國總統訪問中國，當時中國政府要作出相對開明的姿態，當時有個"小陽春"的說法，1998年的時候，新聞出版的控制相對放鬆，在這樣的契機下，我的書得以出版，而且在北京大學一百年校慶的背景下也受到非常大的關注，那一代的很多大學生都看這本書，但後來輿論的控制越來越嚴，到了2004年後，胡錦濤、溫家寶上台後，很多人都在憧憬"胡溫新政"時，我就敏銳的感覺到一股寒流，04年後我不能在中國大陸出版任何一本書。從我個人的遭遇上也可以看出中國社會的大背景的變化，儘管在"胡溫時代"，經濟在繼續發展，但是在意識形態的控制上，對不同聲音的打壓上，比起江澤民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

記者：文章中也使用了極端自由主義者來定位您，甚至還會預見您在美國將更加極端？您如何回應，接下來怎樣開始在美國的生活和工作？

余傑：這說明評論者完全不知道我的思想立場，我自己對自己的定義是"英美意義上的保守主義者"，其實我所批評的對象裡面，除了象中國專制政權以外，我也對西方自由主義有很多嚴厲的批評，我所要做的是把英美意義上的保守主義--在美國是比較接近共和黨的理念、在英國是接受保守主義的理念，這些在中國是非常稀缺的，我對中國社會的批評與對美國社會的批評並不矛盾，我始終是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我下一步在美國的這些生活之中，除了批評中國以外，我對所觀察到的美國社會很多現實，提出批評性的看法來，知識分子的天職就是以獨立的身份來批評當權者；

下一步我也會寫作和出版在國內很難出版的書籍，比如說我前面兩年來一直在寫作的《劉曉波傳記》，這也是劉曉波的妻子委託我來寫的、唯一一本經她授權的《劉曉波傳記》，因為在此前的四年時間裡面，我們一直是非常親密的朋友，他所參與的所有的民主和自由的活動，我都有參與，我這本書中有相當多的第一手材料，劉曉波雖然獲得了諾獎，但他也是差不多十年來獲得諾獎得主中，包括他的同胞和全球其他人最不瞭解的一位諾獎得主，所以我也希望通過這本書，更多的向大家介紹他的生平、作品、思想，我也相信他的思想在未來中國社會轉型中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也對未來他成為中國的曼德拉式人物抱有巨大的希望。

記者：與出走對應的是歸來，您是否想過什麼時候才能再回到中國？

余傑：這不能以我個人意志為轉移，在我離開中國前一天，北京市國保最高頭子和我見面，最後那一刻他才答應放行，但他也給我很多恐嚇，他說：你在海外不要以為就真的獲得了自由，你該說什麼話、該做什麼事情你自己知道，如果你做了不該做的事情，說了不該說的話，你就不能夠回到中國來，這是很荒謬的現實，這樣一個政權綁架了中國，我作為一個公民，《憲法》賦予了我自由出入這個國家的權利也被他們作為一個籌碼，我個人是盼望中國社會早日發生變化，劉曉波先生被釋放，我希望回到國內，可以和他一起辦一份報紙、一份刊物或辦一所大學，我相信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記者：最後如果請您對這篇評論的作者"單人平"說一些話，您想表達什麼？

余傑：他甚至都不能用自己的真名來發表文章，他只是來代表《環球時報》和《環球時報》背後中國官方中最僵化、最堅硬和頑固的那一部分人的觀點，這樣的人在未來的民主自由的中國，他會為曾經所作的惡劣的事情付出代價，甚至會被送上審判席，來承擔法律責任。

採訪記者：吳雨

責編：洪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