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周年: 戒嚴軍官與惡的距離

(德國之聲中文網) 八九民運以流血告終，完成任務之後，20多萬戒嚴部隊軍兵竟然收到官方的「紀念品」——每人一本紀念冊、一隻手錶、一枚紀念章。掀開紅色封面的紀念冊，第一頁寫著大大的「首都衛士」四隻紅字，由時任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在當年7月18日題字。

再下一頁，是鄧接見戒嚴軍隊幹部時的一番話：「我講考試合格，就是指軍隊仍然是人民子弟兵，這個性質合格。這個軍隊還是我們的老紅軍的傳統。這次過的是真正的政治關、生死關，不容易呀！這表明，人民子分兵真正是黨和國家的鋼鐵長城。這表明，不管我們受到多麼大的損失，不管如何更新換代，我們這個軍隊永遠是黨領導下的軍隊，永遠是國家的捍衛者，永遠是社會主義的捍衛者，永遠是人民的捍衛者，是最可愛的人！」

這個，是中央希望所有拿過槍的軍兵所記住的六四。

「我覺得歷史選擇了我。」2002年，六四戒嚴部隊軍官李曉明第一次把憋在心中13年的經歷公諸於世。即使到了2019年，再次憶述當年片段還是忍不住在眾人前哽咽起來。

出生於知識分子家庭，父母分別是電子工程師和初中數學老師，李曉明卻上了軍校讀大學。「因為國家免學費。我畢業也是大學生，不同的只是我上軍校，他們（學運學生）上地方（大學）。所以部隊稱我們為學生軍。」李曉明畢業後兩年入伍擔任中尉，中國爆發全國學運潮。25歲的他也在趕赴北京的路上，不過他是坐著軍車上路。「雖然穿著軍服，但我感覺跟學生一樣都是知識分子，當時非常同情和贊成學生所為。如果晚兩年畢業，如果我在北京上學的話，我很可能跟學生一樣上街遊行爭取民主和反對腐化，我也一定會去。」

不幸地，軍銜把他放在群眾的對面；但幸運地，他的雙手沒有沾上鮮血。「6月3日下午我們接到指令要向天安門東邊進發，師長和幾個參謀穿著便衣在晚上先到天安門視察，那時部隊已經開槍。回來的時候七點多，就說『我們收不到戒嚴指揮部的命令』，於是我們部隊一直在北京市郊區沒有進去（天安門）。」李曉明形容，軍官並沒有向他們解釋原因，「但下面的參謀明白什麼意思了，所以開始在外圍消極抵抗命令」。

「很希望老百姓堵著我們」

不同形式的抵抗，其實在更早時段已經出現了。李曉明回憶，在政府頒佈戒嚴令時，有些軍官因為不想參加戒嚴任務或反對強硬對付民眾而「在隊中表現不好」，令上級把他提前送返原駐地。更有人公開反對戒嚴並在軍中宣傳，軍方最終安排他轉業。縱然人數很少，但這些明顯持反對立場的人都在清場前被調走了。

李曉明隸屬的39軍116師部隊，早在5月22日就抵達到北京市郊，他清楚記得上級對所有士兵傳達非常明確的指令：「誰要是開第一槍，誰就要對歷史負責。」他認為這就是要防止大家開槍，而且那時大家都有槍沒彈。只是到了6月3日，一切完全改變——不再提不準開槍，唯一命令是「要不惜一切代價準時進到天安門廣場」。傍晚時分，軍隊向軍人們發子彈，李曉明說當時軍隊裡有不同聲音，各級指揮官的演繹和執行都不同。「但作為職業軍人很正常地想，你發槍又發子彈，又要不惜一切代價，就是包括開槍這個選項了。」同一時間，各種各樣關於「軍人被暴徒打死」的消息透過官媒在軍中廣傳，李形容對一些同袍來說「開槍就像復仇似的」。

外面風聲鶴唳，但是相反的，當天他所屬的軍車隊以緩速行駛，每當遇到群眾堵路就主動停車甚至後退，還得到群眾掌聲。可是入夜以後，槍聲在北京市內響起，幾乎再沒有民眾圍堵他們了。他說：「老百姓害怕了，但其實我們部隊很希望有老百姓堵著我們。我們都明白面對的是不是暴徒，而是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學生，而且大部分當時都是和平的示威著。」

被同袍押進天安門

這一夜，對許多人而言非常漫長，也有人無法活著看到六四的黎明。李曉明的39軍部隊一直在北京市，卻比軍令晚了整整一天才到達天安門。「6月5日戒嚴指揮部派出另一軍團（38軍）處長，帶著一輛車，士兵架著機關槍，把我們押進去天安門廣場。」

那時士兵都在清掃「案發現場」，因為清場在前一天已經結束，李沒有在廣場上發現屍體，但在散滿一地的雜物中看到染血的褲子和棉襖，褲上更有彈孔。他引述：「有士兵跟我回報說，在地上發現好幾灘血。」而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一帶，台階和石柱都被輾毀，坦克的履帶印清晰可見。這一幕，是深印腦海30年的畫面。

另一個無法忘卻的片段，發生在6月7日。當時他們正在執行第二階段任務，抓捕學生領袖和「暴徒」。晚上在一所小學裡駐扎休息時，對面的教室忽然傳來三聲巨響。李曉明和同袍馬上沖出房外，目睹兩名軍人拖行一名倒下的軍人，沿途留下一灘長長的血跡，把地面染紅。原來是有士兵擦槍走火誤殺同伴，但「上級說成外面有暴徒開黑槍打死他，他後來被稱為烈士，軍兵也沒受處分，政府和軍隊明顯在說謊」。

四年後，他終於無法忍受困擾他的矛盾感，選擇離開軍隊。但是他發現這樣還不夠，他感到離開中國的必要。幾年之後，他搭上了出境的飛機，一去就是二十年。離開軍隊和中國以後，李曉明依然帶著愧疚活了30年。「雖然我沒有開一槍，但作為當時服役的軍人參加這個經歷，當時還是覺得很內疚很慚愧。中國解放軍扮演了很恥辱的角色，不是政治風波，而是犯下殺人的罪行。」

辭職書寫歷史

已經移居澳洲快20年的李曉明，是極少數願意作證的加害方。他認為即便過了這麼久，六四本來的面目仍未很完整的拼湊出來。為此，本來任職電子工程師的他兩年前毅然辭職，花了兩年完成著書，能填補一點缺口。「作為一個見證人，我有歷史責任把證據寫下來。」

「特別是我兩個兒子不知道這段歷史，他們在澳洲長大生活未必相信。坦率講，在今年之前很少跟他講（六四經歷）。今年我有很多採訪邀請，我就叫他們Google我的名字瞭解一下。老大看了很有感觸，為他爸爸自豪，他應該也覺得我做了正確的事。」李曉明2000年到澳洲攻讀碩士，第一次公開自身經歷時仍是中國籍身份。雖然後來入籍澳洲，但還是面對中國政府的壓力。曾經有領事館人員接觸他說：「你應該顧好自己家庭，不要參與這些活動。」為了保護中國國內的朋友，他回國時也只好盡量避談六四。

「很多人就算有良心，最可能也只能保持沉默。」回首昔日同袍，李曉明如此慨嘆。當年他所屬的隊伍原本是國家重點部隊，但因為沒有執行軍令，不少長官以後也仕途平平或離開軍隊。

今年五月中旬，他第一次踏足台灣，用三個星期時間馬不停蹄出席紀念活動。身為免於「被沉默」的人，連日來重複宣講著這段對不少台灣人來說陌生的歷史。但他最想講的是這番話：「對受難者家屬，我應該向他們道歉。希望六四早日平反，開槍殺人的凶手在法庭受審判，讓死者靈魂得以安息。」

「中國經濟發展了，還是個極權獨裁國家。當年學生追求的民主、自由、人權，現在還是沒有過時，要實現了六四才能真正平反。」往日在軍車和槍口對面的運動參與者，如今與這位前軍官站在同一陣線，對於未來，他們看法很相近。「我覺得早晚要平反的，這些普世價值早晚會在中國大地實現。但我今生看不看得到，坦白講我很悲觀。」

李芊（發自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