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轉型正義陷困局 德國專家強調「共處」與「良知」

(德國之聲中文網) 「當初的加害者都指名了，但是也沒有什麼用，他們也沒向我們道歉，只是李登輝講了一句話，後來的總統講了幾句話，這樣子而已。」高一生的兒子高英傑向德國之聲這麼說。

台灣國家人權博物館在5月28日舉辦《高一生獄中家書》新書發表會，高英傑提到自己的父親在部落中仍被某些人視作匪諜、貪污和破壞部落者感到心痛。

雖然他認為台灣的轉型正義已經讓他「很滿足」，但還是有些可惜之處。他說:「不像德國人對猶太人的方式，或是南非那種對話的方式。」

台灣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副主委葉虹靈向德國之聲表示，像高一生這種50年代的案件，高層軍政首長或軍法官大多都已凋零。就算找到了，如果對方表示，自己只是在當時國家體制性暴力下「依法行政」，相關責任歸屬和追究也相對困難。

她說:「過去為什麼都是由國家元首出面，因為就是政府一體，由它來繼承這些權力，從政府代表的角色來為過去犯的錯道歉。」

高英傑提到在新書翻譯的過程中，他一直請父母親放心，但提到因為父親遭迫害而改變一生的大姐高菊花，他仍感覺到相當遺憾。他表示:「她說政府叫她做什麼，不願意做的事情她也做了。」

許多人都聽聞過，申請上哥倫比亞大學的高菊花成為歌廳紅星「派娜娜」，並接受情治單位交換條件只為營救父親的傳奇故事。

但大部分的人卻不知道，最後回到部落養病的高菊花晚景淒涼。染上酒癮的她與一些兄弟姐妹反目成仇。而高英傑則因為瞭解姊姊的苦，選擇體諒並協助她。

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陳俊宏表示，「原住民族的受難經驗、以及其中存在的結構性暴力」，很難用轉型正義中的「追溯補償」和「真相調查」。

他也提到，人權博物館深入部落舉行座談和行動展覽，希望由下而上「聆聽部落聲音」，並需要「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和「原著民委員會」一同努力。

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周婉窈則表示，「歷史正義」和「轉型正義」不可混為一談。

她說:「轉型正義很具體的定義就是從一個專制獨裁的體制過度到自由民主社會的期間，如何把在專制獨裁體制之下國家機器被濫用對個人造成的不公不義如何去反省與矯正，如何去建立一個穩固的自由民主社會。」她認為台灣「還沒到那個地步」。

台灣轉型正義困局

台灣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黃丞儀日前撰文，批評促轉會針對加害者調查不足，大多專注在蒐集檔案和製作「資料庫」。

他寫道:「國家設立促轉會，是要朝向全國人民說明：到底這個國家曾經做過哪些濫用權力、破壞憲政、壓制反對聲音、迫害人民的事情。釐清偵審流程，知道這些人的姓名，然後呢？我們可以很具體地指出他們哪裡錯了嗎？」

促轉會副主委葉虹靈認為，台灣過去對加害者的理解不足， 如何界定「加害者」不容易。她以像高一生的案子為例表示，層層的軍事審判流程中，有的軍法官為了力抗蔣介石要重判，跟蔣來回四五十次，但也有某些人高度集中死刑判決。

她說:「加害者有很多處理的方式，究責的方式。光譜的另一端是刑事追訴的責任，有的國家會實施的選項可能是人事清查，有的可能就是歷史揭露，就是不做任何處置，點名這些人。問題是，台灣要走到這一步之前，我們得先把前面那一步整理出來。」

她強調不可能用「一刀切」的方式處理，資料清楚整理後，「針對不同的人、不同的層級，可能權力越大要負的責任越多的話，都可能有不一樣的的處理方式。」

至於黃丞儀批評促轉會業務「零碎化」和行政「官僚」，並呼籲促轉會尋找一個「建立真相」的模式，「讓台灣社會冷靜地思考：如何在民主體制下檢討過去的國家暴力？如何確立台灣的共同價值？」

葉虹靈表示這些都是很好的提醒，讓促轉會不會「迷失在執行的細節」，促轉會未來一年也將致力於社會參與，與各界進行更多的對話，而不是讓轉型正義變成「政府內部的行政過程」。

德國經驗他山之石

柏林洪堡大學歷史教授、波茨坦歷史研究中心主任薩布羅夫（Martin Sabrow）曾經在2017年春天到台灣，進行了一系列有關轉型正義的演講。

他接受德國之聲專訪表示，轉型正義工作複雜、檔案記述與當事人記述之間有著巨大的差異。當事人事後當然會試圖淡化自己在專制體系中的參與程度，還會轉變觀點。

他說:「德國統一後，我們也面臨著一些檔案可信度的問題。作為歷史學家，我們會發現檔案並沒有講述完整的歷史。」

他也質疑，檔案的挖掘、梳理，在多大程度上體現了正義？「畢竟也有許多檔案在劇變時代被銷毀或者遺失了。這導致了巨大的不平等，轉型後的前東德地區因此始終存在著種種衝突點，不利於社會成員的共處。」

他以東德著名的民權人士輪斯菲爾德 (Vera Lengsfeld)為例。在德國統一後，她從檔案中發現自己曾經丈夫監視。她親口對薩布羅夫說：「要是這沒有被發現，也許我們還依舊生活在一起。」

這句話讓薩布羅夫反思，對真相、平反、正義的訴求固然很重要，但是另一方面，這種訴求也應該有其邊界，對正義的訴求本身，也會在後專制時代的不正義、不平等中，流於表面。

薩布羅夫認為，透過整理各方檔案的確可以協助梳理歷史，揭開專制政權的內幕，但是也要注意「減小附帶傷害，關注梳理工作本身所產生的不良副作用」。

他也提醒，轉型正義不是用來打擊政敵的手段。他說自己在2017年到台灣考察時，有點不安地看到民進黨似乎有些「矯枉過正」，「試圖通過以往黨產議題來徹底摧毀當今的國民黨」。

他認為，應該回歸讓選民去決定，並說「台灣、德國等民主已經立穩腳跟的社會，能夠容得下一個至少曾經代表了近半民眾的政治黨派。否則，我們很快又會滑入帶有專製麵孔的『勝利者正義』誤區。這是我們一定要極力避免的。」

他最後強調，「我們必須要展示出：民主制度不是因為使用了和專制相同的手段而更加優越，而是因為比專制體系更富有良知。」

向和解的未來邁進

回到高一生新書發表會的現場，他的次子高英傑表示，父親曾於信中寫道「我的信要保存下來，寂寞的時候看看。」當時父親書信是家族裡唯一的安慰和支撐，如今能有此機會將家書蒐集成冊，非常感動。

他在現場也以日文清唱道：「你不在的家鄉，春天會褪色」向在天上的父親表達「我們做到了。」

協助校訂譯文的白色恐怖受難者蔡焜霖，則細數著身處時代轉換的同感，家書中對於家人、鄒族以及台灣社會所透露的愛，在當權政府眼裡即是罪，期望轉型正義的時代，能讓更多人知道這些過去的苦難。

如何從大量複雜的檔案中理出一條屬於台灣價值的正義觀，並在過程中納入更多受害者與家屬，甚至是加害者的對話，並以「共處」和「良知」為目標繼續深化民主? 這是台灣轉型正義接續的路上最重要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