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台灣的香港記者：我被「倖存者的罪惡感」所包圍
2022年1月26日
(德國之聲中文網) 每當手機上出現與香港有關的新聞通知時，安妮塔總會沒來由的感到恐懼。直到今日，她仍然清楚記得那個感覺，雖然那已是她剛搬到台灣時的事情。她在去年《蘋果日報》被迫關閉後，辭去在香港的記者工作，搬到台灣。
她告訴德國之聲：「我試圖逃避有關香港的新聞，因為《蘋果日報》的事件使我受到了相當重的創傷。即使我想閱讀關於香港的新聞，我也會選擇體育或娛樂新聞。」
由於擔心自己與家人的安全，她要求德國之聲不要使用她的姓氏。在她短暫的記者生涯，她目睹香港經歷了巨大變化。從2019年「反送中」運動初期的和平遊行，到理大圍城，安妮塔說這些經歷對她來說「已經夠了」。
「一部分的香港歷史被抹去了」
在這些經歷中，對她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是2021年6月以來香港政府迫使一些知名獨立媒體關閉的事件。在警方凍結價值230萬美元的資產並搜查其辦公室後，香港的《蘋果日報》被迫關閉。《蘋果日報》創辦人與該公司幾位高管都被警方逮捕，並根據《香港國安法》起訴。
在2021年12月，香港政府對另一家著名的網路媒體《立場新聞》進行了調查，逮捕了該媒體的幾位董事與高管並凍結其資產。《立場新聞》也因此被迫關閉。在《立場新聞》關閉幾天後，香港僅存的其中一間獨立媒體《眾新聞》也宣佈停止營運，並對外表示《立場新聞》被迫停止營運是導致《眾新聞》做出該決定的主要原因。
安妮塔表示，這些事件讓她不知道今後該從哪些媒體獲得真正與香港有關的新聞。她說：「這種情況讓我感到非常難過。這些媒體的網站丶YouTube頻道和社群網站賬戶上的所有內容在停止營運後不久，便被刪除。所有精彩的報導都被他們從網路上消除了。這就像是一部分香港的歷史的被抹去了。」
倖存者的罪惡感
獨立媒體機構的迅速消失並不是唯一困擾安妮塔的事。作為一名前香港記者，她形容自己常常有一股深深的「倖存者的罪惡感」，因為其他還在香港的記者正試圖弄清他們的下一步為何。
她說：「我擔心我在香港同業的處境。他們在一周內就失去了工作，而他們之中有大多數人在這個行業工作了一輩子，他們接下來該怎麼辦？同時，我很幸運地能在台灣生活，所以當我從台灣看到他們面臨生活的困境時，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麼來幫助他們。」
對安妮塔來說，台灣的高度新聞自由使香港記者能夠繼續他們的生活方式。她告訴德國之聲：「至少台灣有一個自由的媒體環境，且這裡仍然有人關心香港。台灣的新聞媒體持續報導與香港有關的議題，所以我認為這些都是很好的條件。當台灣人知道我曾經在香港當記者時，他們總是對我表示同情。」
安妮塔並不是過去一年中唯一移居台灣的香港記者。前香港電台的主持人曾志豪在2021年6月遭香港電台解僱後，在2021年7月於臉書發文表示，自己已移居台灣。
填補本地媒體機構留下的空缺？
部分專家也認為，台灣可以作為香港記者留在這個地區的理想基地。美國奧克蘭大學的台灣新聞學者蘇巧寧向德國之聲表示：「台灣的記者享有亞洲最高水準的新聞自由，而台灣在地理位置上也靠近對新聞自由造成威脅的國家，所以這讓台灣成為一個理想的前哨站。」
不過，蘇巧寧也警告，台灣的媒體環境可能會使香港記者難以發出他們的聲音。她解釋道：「很明顯，台灣有自己報導香港的角度，無論這些角度是支持中國或反對中國的立場。香港記者可能會發現，在這種分化的媒體環境中，他們的聲音很難被注意到。」
隨著越來越多香港當地媒體受到來自港府的壓力，安妮塔認為海外的香港記者或許能創辦屬於香港人的刊物，填補本地媒體被迫關閉後所留下的空缺。她說：「即便香港記者要從海外報導這座城市，他們的報導內容仍會與外國媒體對香港的報導不同。他們會選擇不同的角度，以及運用不同的詞匯。比較大的問題是，我不確定香港人是否會因為訂閱一個由海外香港記者創辦的媒體，而被視為違反國安法。」
安妮塔說，她預計香港的情況在不久的將來會變得與中國類似，也就是香港在地的記者試圖以更隱蔽的方式報導敏感話題，而海外的香港記者則更大膽在報導中批判政府。
她說：「我認為，如果香港本地的記者仍能以隱晦的方式報導重要議題，這仍是非常重要的。讓他們以這種方式不斷測試政府的底線是至關重要的。同時，海外的香港記者可以大膽地去關注與香港有關的敏感報導。」
台灣能否成為香港記者的理想基地？
蘇巧寧認為，香港記者有可能透過與台灣以深度報導著稱的媒體合作來讓台灣成為理想的基地。她表示：「如果香港記者能與這些台灣媒體合作，他們可以提供具有更豐富背景的深度內容。這些內容會繼續讓香港議題受到討論，並得到支持。」
雖然安妮塔認為台灣目前的情況對香港記者來說是理想的，但她對台灣的前景仍抱持些許疑慮。她說，政黨輪替的可能性是讓她產生質疑的主要原因。她說：「如果與中國更友好的政黨在未來的總統大選中獲勝，我不確定香港記者是否還願意把台灣作為報導的基地。」
同時，安妮塔也不確定自己未來是否還想成為一名記者，因為她目睹了香港新聞自由迅速崩壞的過程。她告訴德國之聲：「我需要花更多時間來考慮我的未來。既然我有幸來到台灣這樣一個自由的地方，我應該嘗試探索其他的東西，而不是把自己侷限在新聞這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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