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下的人吃人

（德國之聲中文網）《新蘇黎世報》本周四（2月28日）刊登了題為《直到人吃人》（Bis zum Kannibalismus）的文章，報導了原新華社記者楊繼繩撰寫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德文版上市的消息。指出，共產黨半個世紀前失敗的現代化政策使大約4千萬人死於大飢荒。直到今天，仍不允許在公共場合下談及這個話題。

這篇署名文章在開頭指出，《墓碑》是為四千萬死者而立。他們在毛澤東的大躍進時期裡成為了飢荒的受害者，最終死去。對於這些人來說，今天的中國沒有為他們修建紀念堂，也沒有就這個災難性事件進行開誠布公的討論。

課本中輕描淡寫的歷史

文章隨後寫道："中國學生們的課本裡將這黑暗的歷史篇章輕描淡寫成一次自然災害帶來的經濟困境。楊繼繩用了十幾年的時間，通過查閱歷史資料和採訪當事者所曝光的調查結果對於與大飢荒時隔半個世紀的共產黨來說，仍然是非常不想看到的東西。所以，這本書2008年在香港出版的中文版在中國大陸不被允許出售。"

作者隨後關注楊繼繩的個人經歷，提及他的養父於1959年在大飢荒中餓死。指出："在書中的4個地區性案例研究中，用大量細節描寫河南省兩年內出現300萬死者的章節--"恐怖的飢餓和死亡"是最讓人感覺壓抑的一部分。其中描述了農村地區經歷了怎樣的窘迫與絕望，讓人在求生欲中陷入人吃人的境地。關於河南省的這個章節描述了一個毫無人道的政治制度是如何讓大躍進，或者之後的文化大革命成為可能。"

文章隨後寫道："記住歷史，或者像中國官方的做法一樣，拒絕記住歷史，都能描述這場仍未解決的衝突。而《墓碑》在其中不僅僅與個人命運有關，也與現實政治有關。"

回味中國電影的搖籃時代

２月２８日版的《法蘭克福匯報》也將注意力放在中國的歷史上。通過題為《資本統治的地方，沒有世界精神》（Wo das Kapital herrscht, hilft kein Weltgeist）的文章來回顧了中國電影在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６４年之間留下的，不為西方人所瞭解的歷史腳印。

讓作者發表這篇文章的起因是今年３月１日在柏林開始舉辦的名為"夜半歌聲"（Ein Lied um Mitternacht）的中國電影展。該展集中關注中國在國共內戰、日本佔領、共產黨統治以及文化大革命時期裡出品的電影。

作者在文章開頭提出疑問，雖然張藝謀的《紅高粱》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作品搬上了銀幕，通過一定的敘述手法將這幾個時代聯繫在一起。但這種描述絕對是追溯性的，而出自於這些時期的電影又都是怎樣刻畫屬於自己的那個時代的？

夜半歌聲唱中國

文章作者首先關注為此次影展命名的開幕影片《夜半歌聲》。指出："導演馬徐維邦在上海新華影片公司的影棚中拍攝的這部電影明確表現了舞台實踐對於中國電影的重大意義。……而隨著共產黨的勝利，電影的性質也自然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從那時開始，只能懷著明確的目的性來講述中國２０世紀的歷史。一段戰勝帝國主義和封建王朝的歷史，就好像導演謝晉１９６１年拍攝的宣傳影片《紅色娘子軍》裡提到的一樣，是一段戰勝"萬惡的舊社會"的歷史。"

作者隨後在文章中闡述了對電影《紅色娘子軍》的看法，指出："影片的首要任務是，抑制住找南霸天報仇的沖動。必須保持客觀，就像黨章中要求的那樣。而這也與解放軍的紀律一致。但這其中出現了戲劇性的元素，比如在重新塑造被解放的村民投身革命起義的過程中。總的來說，象徵共產主義的旗幟在其中佔據了標誌性主導地位。它永遠不倒，永遠都會被人傳遞下去。"

德國人眼中的中國老電影

文章隨後關注了同樣出現在柏林影展上的電影《冰山上的來客》，指出："這部由趙心水執導，１９６３年出品的影片……描述了戰士阿米爾必須在政治覺悟以及對種族的忠誠（也就是他內心的聲音）之間做出選擇。並同時展示了真主阿拉和毛（毛澤東）大公合一的可能性。"

作者隨後也注意到了一些"從名字上看來極具典範性質的影片"，比如費穆導演的《小城之春》。作者指出："這部１９４８年的電影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優秀的影片。雖然黨對其中展現的性的元素以及對戰爭的錯誤理解並不欣賞。"

文章的最後，作者將目光停留在根據茅盾的短篇小說《林家鋪子》（原名《倒閉》）拍攝的同名電影。指出："看上去，中國電影在不斷動蕩的歷史中只是找到了形式上的一點思路，發展出了各異的組合體。但像《林家鋪子》這樣的小影片表明，中國電影也經歷了一個整合的階段，或者說是在動蕩的時代中仍然有古典主義回眸一笑的瞬間。……《林家鋪子》通過小人物的命運講述大歷史，不需要像《夜半歌聲》中那種強烈的象徵主義。《林家鋪子》裡即沒有世界精神，也沒有和諧原則來維護秩序。更沒有夜半歌聲能安撫林先生那顆害怕債主第二天一早來上門討債的心。

摘編：任琛

責編：洪沙

[摘編自其它媒體，不代表德國之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