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方濟各教宗對「紅色」中國的「綠色」祝福

（德國之聲中文網）86歲高齡的教宗方濟各近日訪問蒙古，其身著象徵希望的綠色聖袍，緊緊攥住同樣身著綠色祭衣的兩位香港主教之手，向中國大陸發表簡短演講。其鼓勵中國天主教徒要做「好教徒與好公民」，並祝福「所有中國人民一切順利，不斷前進，不斷進步」。其中尤為感人的場面，是其公開稱呼中國民眾為「高貴的中國人民」（Auguro il meglio al nobile popolo cinese）。在來自香港、台灣、澳門及中國大陸信眾的歡呼聲中，兩位香港主教亦一度飽含淚水。

在素以「卑微」、「有罪」等詞匯來形容世人世情的天主教語義世界裡，「高貴」一詞的應用極為審慎罕見；而正是這種出乎意料的稱呼，特別是在當今中西方日益「脫鉤」的時代氛圍之下，猶如一道溫潤的閃電，擊中身份各異、陷於掙扎或迷惘局面的海內外中國民眾，從而引發某種程度的錯愕、冷靜或感觸。

「神愛世人」：教宗於「人」的鼓舞

隨著中美貿易戰的日益惡化，在中國國內，無論黨員還是普通民眾，均被要求提高鬥爭或防範意識。在「善於鬥爭、勇於鬥爭」的紅色浪潮之中，7月興起的「抓間諜」全社會動員活動，以及最近擬將「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等行為納入《治安管理處罰法》的修訂草案等，難免產生一種風聲鶴唳的社會緊張氛圍。再加上各項經濟數據下滑，民眾對社會前景似乎空前陷入不確定性之中。

而海外中國民眾，亦在日益激烈、相互指責的中西爭端中處於身份撕裂的焦慮之中：譬如疑懼被雙方污名為間諜、華人群體遭受歧視而日趨邊緣化等。特別是曾經普遍作為「高學歷成功人士」象徵的美國華人，近來頗因中美關係的緊張氛圍而無所適從，不少人甚至發出淪為「時代替罪羊」的嘆息。

而拋卻當前種種時代氛圍不論，「高貴」一詞在漢語語義之中，亦素與普通的「人民」概念格格不入：在家國同構的家長制威嚴傳統下，「人民」一詞似乎長期只配與「草民」或「賤民」相連，並與官僚機構及社會治理形成天然的上下級階級結構；而另一方面，自鴉片戰爭以來，並未得到科學處理機制的「帝國主義鐵蹄之下的中國人民」概念，也持續構成了代際性遺傳的受害者情結，猶如一個尚未痊癒的血紅色疼痛傷口。而對部分知識群體而言，「人民」則意味著值得懷疑的「烏合之眾」，譬如文革中常見的「以人民的名義」而實施的摧毀文化。因此，古今中外，「高貴的中國人民」之稱呼，猶如舊約《列王紀上》（19:11 - 19:12) 烈風、地震、山火之後的溫潤細微之聲，令人錯愕卻又難以置信，彷彿深具撫慰與治癒性質的天籟之音。

「相向而行」：中國官方的積極回應

在當前似乎無法突破的緊張氛圍之中，教宗以特意象徵希望的「綠色」祝福出乎意料地獲取了中國政府如沐春風的積極反響。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公開回應「梵方的祝福體現了友好和善意」、「願與梵方相向而行」、「增進理解」等；而中國官媒如「環球影片」、「中國網」等則前所未有地直接發出了教宗方濟各的講話影片片段。而在下方的評論區中，也前所未有地收獲了關於「西方宗教」的讚美之詞。即使有評論聲稱這是共產黨「友好外交」的體現，但也不忘首先讚美教宗的友好智慧或宗教之愛。似乎這一次，無論「小粉紅」與「老文革」，都懵懵懂懂地親身體會到了「神愛世人」。

相比之下，直接接受官方領導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及各地官方天主教會的反應則頗為沉靜。在近年來的「宗教中國化」政策之下，由於中國天主教本身就恪守關懷弱勢與渺小之傳統，並植根於社會最底層，因而與「扶貧」運動與「鄉村振興戰略」等天然相呼應。再加上歷史上沸沸揚揚、數度驚動清廷與梵蒂岡乃至整個歐洲傳教界的「禮儀之爭」，中國天主教已在激烈的爭辯之中對中國傳統文化及儒家文明有著極為通透的研究與理解。由於其至今保留文言誦經、方言講道、地方樂調采編入聖曲等特色傳統，且對地方志有著熟練把握，這些最為本土的「漢學家」們，即使面對當前最新的「建設中華現代文明」號召，似乎也能「與時俱進」，成為外來宗教本土化的優秀典範。

然而，即使如此，中國天主教也毫不例外地面臨著嚴苛的監督管理以及來自外部世界的污名化。譬如9月1日新頒發的《宗教活動場所管理辦法》條例，就要求對宗教場所的對外交流進行規範。而自新冠疫情以來，社會在封閉之中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反智主義，中國天主教被當作「西方意識形態」之象徵，也屢屢遭受來自於社會的無端衝擊。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2021年河北石家莊藁城區小果莊地區所遭受的指責風波：其甚至不得不引發實地考察的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及北京市、石家莊市等地的宗教官員於疫情發布會上公開避謠。而當前面對政府所要求的一些實名登記，部分教徒骨幹則因擔心各種政治運動捲土重來，甚至以各種理由推諉參與彌撒活動。

「知識與科學」：中西交流的第三條道路

今年4月，法國總統馬克宏為突破法國內外困境，在習近平主席親自陪同之下訪問中國南方第一大城廣州。其於中山大學的演講之中公開提及由數學家耶穌會傳教士白晉（Joachim Bouvet）竭力促成的「海神號」（L'Amphitrite）首艦赴華商輪，並由此強調長久的友誼是建立於「知識與科學」之上。

而為世人忽略的是：不僅廣州是習近平父親習仲勳擔任中共廣東省委和黨委書記時的生活故地，其本人亦是共產黨內思想開明、並於80年代初期力促宗教信仰寫進憲法保護的重要人物。在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與台灣輔仁大學共同出版的天主教研究資料中，至今可查閱到其關於宗教信仰的開明思辨；而未曾為外界媒體所關注報導的是：習近平在預備主席職務的接班過程之中，亦曾於2010年探訪考察過德國布蘭登堡州著名的Kloster Chorin修道院及其附近的歷史水利工程。筆者曾在Kloster Chorin修道院前與其擦肩而過，清晰觀察到其眼中深深的思索神情。

而面對西方世界對於中國官方教會的一些質疑，梵蒂岡教廷亦是基於一向慎密的研究態度而獨立於自身之考察。多年擔任梵蒂岡新聞發言人、且親身參與眾多事態發展的Pater Federico Lombardi 神父曾在梳理中國與教會兩百年關係史的文章(China und die Kirche: Zwei Jahrhunderte der Beziehungen）中指出：中國的天主教愛國會，恰恰是在50年代初全體外國傳教士被驅逐出中國、中國天主教與羅馬教廷被迫全然中止一切關聯之下的歷史背景中而產生。而在2007年1月，梵蒂岡中國委員會會議的最後公報則稱：「幾乎所有的主教和神父都與羅馬共融。」而此種慎密的觀察與結論，也確實符合宗教學者們多方深入的探訪與研究。

由此可見，梵蒂岡與中國政府所簽訂的主教任命秘密協議之重點，並不在於官方教會與地下教會的區別，而在於中國政府的行事規則與任命程序。2022年以來，梵蒂岡雖兩度指責中國政府任命或調任主教未經事前匯報，但在中國官媒目前大力播出的方濟各講話中，教宗仍承認中國主教任命的渠道非常「開放」。可見，中方與梵蒂岡的分歧，主要仍在於中方對任命程序的遵守。而這種「合約」精神，恰恰也是中國作為一個法治薄弱的傳統國家，在眼下官方與民間交流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礙之時，對內對外均需加強自我克服的一個要點。而教宗強調教會沒有任何「政治議程」、「政府和世俗機構無需擔心」 ，則是顯然在於打消對方顧慮，有心為當前中國在與世界的交往實踐中提供第三條開放而扶持的道路。

從「政治革命」到「道德革命」：未來之展望

與教宗方濟各當前的聲明相比，德國古典主義大文豪及政治家歌德卻在考察基督宗教起源之時別有洞天地指出：「基督宗教是一場有意圖的政治革命——但其初衷失敗了，遂成為道德革命（Die christliche Religion ist eine intentionierte politische Revolution - die, verfehlt, nachher moralisch geworden ist）。」而這種經由「政治革命」失敗而來的「道德革命」之路，恰恰是中國百年以來在各種主義與運動嘗試之中最需要的深層思想變革補充。

儘管當今中國官方自認結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全過程民主」最符合中國國情，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誕生，仍是無可爭議地來自於西方基督文明的熏陶之下，其中獨立、自由、平等與關注被剝削被壓迫階層的要求，與基督宗教博愛、自由、民主與人權的普世理念並無相悖。在後結構主義西方社會對各種平權進一步強烈訴求的潮流之下，面對世俗主義等因素的衝擊，德國首次出現基督教徒略低於一半人口的社會結構；但在一向高度世俗主義的中國，不論是儒釋道相結合的千年「入世」文化，還是改革開放後失去共產主義理想的民間社會，均需補充能夠真正克服傳統糟粕、改良思維、令人仰望的精神食糧。

無論是前些年經濟快速上升時期的瘋狂消費主義，還是目前官方所強調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均難以在民間形成強大的凝聚力。而在教宗方濟各所尊崇的中華傳統文明之下，加以基督文明所催生的現代思想精華「德先生」（Democracy）與「賽先生」（Science），似乎一如民國時期被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所打斷的國民政府的「新生活運動」，或仍是一條具備現實積極意義、改良思想與開明社會的探索之路。倘若這一路徑未來可期，或具備某種參考意義，不僅需要中國天主教秉承梵二大公會議（Concilium Œcumenicum Vaticanum Secundum）精神，繼續深化忠實於福音的本土化探索，更需習近平主席與方濟各教宗面對時代風雲敏銳地審時度勢，以及果敢地付諸行動。

呂恆君（Dr. Hangkun Strian），德國漢學家，在柏林洪堡大學亞非研究所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及興趣領域為文學史、電影、基督宗教本土化、國際關係等。本文部分內容基於作者演講報告：Inkulturation der Katholischen Kirche in Südwest China – eine Analyse des Spatial Turn am Beispiel der St. Johns Kirche in Chongqing （04.11. 2020, Ruhr-Universität Bochum）及Die Katholische Kirche in Südwestchina - am Beispiel der St. Johns Kirche in Chongqing (16.11.2019, Universität Heidelberg)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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