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上台後，我一直堅持認為，不管主動還是被動，中國都會推進經濟改革。這倒不是對習本人有什麼期待，而是覺得他不會反對改革。畢竟他在上位之前，曾長期在改革開放的前沿省份福建和浙江擔任主要領導，這樣一個人在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後，反而要搞封閉，重回計劃經濟老路，從道理上是講不通的，現實也無可能性。
深圳特區40周年的慶典紀念也證實了這一點。習在講話中宣佈"在更高起點上推進改革開放"，與此同時，為配合慶典，中國政府發布關於深圳綜合授權改革方案，以一攬子方式將相關權限直接授權給深圳市，讓這座在改革中成長起來的城市在加大制度型開放方面先行先試，在金融科技、土地、法治、幹部遴選等多個領域獲得更多改革自主權，被中國官媒形容為啟動新一輪改革開放，或者被一些學者稱之為深圳改革的2.0版。儘管官媒和學者對深圳的再改革有誇大之嫌，然確實也表明在危機倒逼下，習不得不讓改革邁出較大步子。
雖然習主掌下的中共會有改革開放，但是我也認為，能否收獲改開成果，卻不像40年前的改革1.0版那樣，憑著努力就能很大程度上得到，原因在於，中國改開面對的世界環境有了極大改變。
習近平到底想不想改革?
很多否認習會改開的人，理由是習的政治高壓，意識形態掛帥，黨管一切以及對自力更生的強調和對國企的偏愛，在在顯示他不再想改革，不管他表面如何喊改革，實際都在阻礙改革。的確有區分改革的形式和實質的必要。從形式看，官方從來沒有不說不要改革，從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謀劃改革的機構，改革成了官方重要的話語；從實質來說，至少在習的第一任期，不論他宣稱出台了多少改革舉措，改革基本停滯不前，社會難有對改革的激動，以致在2018年一個公號文章"私有經濟離場論"居然被認為反映了習的意思，在中國輿論場掀起軒然大波，使得習不得不安撫私營企業家。這說明民間甚至黨內對習會推進中國改革缺乏極度信任。
事情看似如此，然而，不能由此倒推習主觀上不想改革，不要改革，否則就無法解釋他不但在黨的機構調整中擴充改革機構的職能，且親自兼任中央深改委主任，還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了一個雄心勃勃的改革規劃，親抓改革的設計和落實。之所以他的系列"改革"行動被民間看作不改革，甚至反改革，原因當然主要是他政治上的保守和高壓，在人們的印象中，一個政治左傾保守的領導人，怎麼會要改革，會有改革？這兩者本來就自相矛盾和衝突的。問題可能就出在此，在習看來，政治上的保守同經濟改革並不衝突。請注意，我們所談論的習的改革，始終侷限於經濟領域，至多延申到社會的某個領域，而非政治改革，更非民主化。政治改革六四之後已中斷，即便鄧小平九二南巡重啟改革引入市場經濟，改革也主要針對的是經濟，雖然市場體系的建立客觀上需要改革政府體制，也被中共嚴格限制在行政層次，而不可能是政治意義上的政府改革。故而，中國的改革一直是在政治控制下的經濟改革，政經分離，只不過在江胡時代，政治控制相對放鬆了些。正因此乃中國改革的特點，使習誤以為，重新收緊政治控制，不會影響經濟改革，至少不會產生大的影響，兩者可以並行不悖。
習的另一認識盲區，是把很多正常的政府管理措施當成改革。此外，過去幾年的猛烈反腐讓底下的官員人心惶惶，無所適從，哪有心思去搞改革。這大概是習的第一任期改革停滯的幾個因素。但2018年後這種情況有很大改觀。由於中美貿易戰及其帶來的中國外部發展環境的惡化，中國"被迫"在改革特別是開放上出台了很多舉措，比如加大智慧財產權保護，推出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在金融行業允許外商獨資等，滿足美國和西方國家的要求，化解外界壓力。而這些改開措施，本來也是中國國內呼籲多時的，可在以前，被利益集團以各種理由擋住不讓放開。
改革開放2.0 ?
這次中國政府雖然以綜合授權方式讓深圳先行先試，在5年內形成一批重大的可在全國複製的制度成果，然而，深圳的改開是否會像上次那樣引發全國的改開浪潮，從而第二次改變中國的面貌甚至命運，基本可以斷言，不能。原因在於，中國的第一次改革目標明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總體上，它符合現代文明的發展方向。人類的文明是向自由民主演進的，一個成熟的現代文明，包括四個要素，即民主政治，市場經濟，自由社會，多元文化，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是四有一，儘管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市場經濟，但終究是向這個方向邁進。這是鄧小平開創的改革的文明史意義。正因為它契合自由民主的發展方向，被嵌進這一歷史進程中，所以得到西方國家的歡迎，美國甚至因此不但解除制裁，還把最惠國待遇問題同人權脫鉤，就是它認為經由這個市場化改革，用不太久的時間，中國也許可以變成一個民主國家。
換言之，鄧小平發動的這一改革具有基礎意義，這是深圳的二次改革不具備的。雖然深圳的改革力度也還較大，但它的改革舉措不像市場經濟那樣具有基礎價值。如果習近平真的要在中國啟動第二次改革，就應在第一次改革未完成的地方起步，即將受政府嚴格管制的半吊子的市場經濟變成近似完全的市場經濟。但要達到這個程度，就需在政治意義上改革政府，按照現代政府的理念重構政府和黨及市場的關係，作為市場經濟改革的配套改革，也即需要啟動政治改革，走向政治民主化。第一步可從訊息的自由流通和資本的自由兌換開始。這兩者既是經濟改革也具有政治改革的含義。若訊息不能自由流通與獲取，資本不能自由兌換，表明這個市場還是高度受限的。假如中共擔憂訊息的自由流通會導致出現一些政治後果，資本的自由兌換會導致貨幣主權受損，可以先行試點，比如劃定一個或幾個特定區域，在這裡自由流通訊息和貨幣。如果習在深圳或者海南試點這樣的改革，才具有和第一次改革媲美的意義，不僅會使中國社會和民眾重拾改革信心，支持習近平，而且也會贏得世界特別是西方國家對中共/中國的信任，改善中國當下惡劣的國際環境。
在這點上，中共要轉變觀念，破除一個"怕"字，不用太擔心開放網路会帶來風險，事實上，對那些有真實需求的人來說，防火牆是防不住他們獲取外部訊息的，但社會也沒有因此出現動蕩，只是徒然增加了成本包括個人的風險。
國際社會是否還會信任中國的改革動機?
可惜，深圳的二次改革試點不是按照這個思路推進的，它著眼於一些具體領域，如土地制度、科技和幹部人事管理體制，雖然這也有意義，會釋放被這些落後生產關係制約的生產力，但它只具有有限價值，不是基礎性的改革。中國的經濟領域當然還有很大的改革空間，可現在這種方式的改革所要取得的效果有限，能不能達到這個有限成果，也不取決中國的主觀願望及其努力，而是和外部環境息息相關。
比如在深圳的試點改革方案中，一個重點是粵港兩地聯手，借助香港渠道，利用香港的人才和專業優勢，把改革做大，最終以深圳取代香港。這個設想很好，但不可能實現。因為現在的香港不再是過去那個全球金融中心的自由港，它也面臨著西方的防範和限制。另外，由於中國整體政治和法制環境的變壞，西方對中共/中國的信任降到冰點，這對作為高度依賴外部市場的深圳而言，也會受到嚴重影響，因為你可以把市場之門打得開開的，但人家來不來你決定不了。中國建立更高水準的開放說到底是把自己的制度和規則向西方看齊，可若整體環境變差，出於害怕和對中國的不信任，別人是不敢進來的。此乃深圳的二次改開要面對的尷尬狀態。
打破這種尷尬狀態，歸根結底必須改善中國目前的政治環境，習本人必須克服政治控制和經濟改革可以齊頭並進的認識錯亂和思維盲區。眼下嚴峻的外部環境雖然讓中共意識到問題所在，但尚不足以讓習自覺去調整認識誤區。因此現在這個樣子還會持續一段較長時間。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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