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回歸廿一年 香港法治面對內憂外患？

（德國之聲中文網）回歸21個寒暑，不少人認為一國兩制界線逐漸模煳，法治制度被視為最後一道防線。在外界眼中，陳文敏是法律界的開明派——香港唯一的名譽資深大律師，在香港大學擔任法律學院達12年，現時是大律師公會執委。他多次抨擊人大釋法、一地兩檢破壞香港法治，為普選方案建言，自己也曾遭親建制派阻止出任港大副校長。見證法治堡壘經歷風風雨雨，他卻認為要反省的不只當權者，還有民主派。

梁天琦囚六年較極端

六月，香港再有社運領袖成為階下囚。27歲的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因為暴動和襲警罪名成立被判入獄6年，同案另一被告盧建民判囚7年，是2016年旺角騷亂中刑期最重的兩人。梁天琦曾經是本土派領袖並主張港獨，這個消息引起巨大迴響。

陳文敏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坦言：「梁天琦刑期的確重了一點，我認為4.5至5年較為合理，判6年是『去得比較盡』。」他解釋，騷亂中另一名燒計程車的被告只判囚4年9個月，梁天琦的所為並不比前者嚴重。對於外界的強烈反彈，他指從判詞看到法官對旺角騷亂的評價相當負面，認定參與者有預謀及主動犯案因而重判，而非梁天琦的身份而有特別考量。

「黃之鋒他們在示威時即使與警方有肢體衝撞，暴力程度也不重。他們還有公民抗命、抗議特首選舉不公等政治理由。」他認為，不能把旺角騷亂與其他社運案件相提並論，法庭也很難將政治動機列為減刑因素。「旺角案有被告辯解是長期對警察不滿，如果法官認為你蓄意行使暴力，那麼對不起，政治動機不會佔任何比重。暴力程度愈嚴重，考慮動機的比例會愈輕，這是無可厚非。」

上一次發生於香港街頭的暴動案，已經是半世紀前的「六七暴動」，當年示威者在鬧市放炸彈造成多人死亡，但大部分被告判刑卻不比旺角騷亂重，這也是梁天琦刑期最具爭議之處。陳文敏卻認為不能同日而語：「我們很難用50年前的標準衡量今天的社會，當年的政治環境和今天完全不同。反過來看，如果六七暴動今天再判一次，我相信會重很多。」

街頭走入監牢人數近年之最

2014年起連串社會運動和衝突引起的訴訟，至今大部分經已裁決。由黃之鋒等人衝擊政府總部、反東北規劃衝擊立法會、旺角騷亂到青年新政議員闖會議廳，過去一年多被判囚的社運人士達幾十人，是近年之最，當中包括不少標誌性人物。接下來還有戴耀廷等佔領運動發起人的案件，社運界都對結果不感樂觀。

陳文敏認同，個別法院重判社運案件是事實，近年判刑力度亦確實愈來愈重：「法院有其憂慮，所以在連續一系列判詞中都想釋放一個訊息：即使你有很崇高的理想，不等於甚麼都可以做。因為這是很危險的演變，是否有目的就能不擇手段？這會直接衝擊公民社會。」他強調，公民抗命確是法庭的考慮因素，但亦有界線：「法庭的出發點是，沒有任何公民權利容許用暴力達至目的。公民權利是建基於法治社會，一旦升級為暴力就不再是公民權利。」

司法獨立失守？法庭成眾矢之的

香港司法不獨立了嗎？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可以先瞭解一下香港人怎麼看。香港大學由1997年開始，定期為法治程度、司法制度公平度和法庭公正度三項指標進行民意調查。這三項指標在近年拾級而下，2018年初市民對司法制度和法庭公正性的評分，更加是七年來新低。

那麼誰在破壞法治？陳文敏不諱言，威脅這座司法堡壘的不只外憂，還有內患。「近年愈來愈多人把矛頭指向法院，這是令人擔心的趨勢。我覺得公民意識愈來愈薄弱，當我們談法治，卻愈來愈多人不知何謂法治，包括政府、建制派，也包括泛民那邊的人。」

「不符合其政治理念就說法庭不獨立，符合就說獨立，這是很片面的看法。」 政治死結不應由法官來解。他認為香港法庭仍能不受干預地判案，外界的質疑只因以立場掛帥：「你可以不喜歡法院判決，但不等於不獨立。我們絕對可以批評，但如果每每用政治角度解釋法院判決、衝擊法院，推翻司法制度後我們還剩下甚麼？一國兩制下，唯一區分兩制的就是司法制度，如果連這個也推倒了，還有甚麼保障公民權利？」

林鄭改變有限 政治封閉成絆腳石

造成今天的風氣，歸根究底是政治問題。「無處疏導矛盾是一大原因，政治上的封閉性把人推向極端。」上屆行政長官梁振英任內，是回歸後社會運動最頻密的時期。陳文敏慨嘆，過去數年當權者把溫和的大多數人對立起來，但林鄭月娥接任一年以來「改變卻很有限」，尤其褫奪議員資格和限制參選權等法律爭議，令民怨更難紓緩：「一個不包容的社會，是沒有辦法平息反對聲音的。」

無論是激烈的衝擊場面，抑或相對平和的遊行集會，近年香港社運往往演化為警民衝突。大部分示威者遭起訴的罪名，例如非法集結、暴動罪，都是來自殖民地時代訂立的《公安條例》。雖然回歸前夕一度修例放寬，但最終被中方成立的臨時立法會推翻。聯合國人權組織曾經表示，憂慮當局利用此例限制集會自由。梁天琦案判刑後，末代港督彭定康 (Chris Patten) 也發聲批評《公安條例》容易被濫用針對社運人士。

身為人權法和憲法專家的陳文敏認同，《公安條例》賦予警方權力審批公眾集會和施加條件，的確限制了表達自由。「例如每年七一遊行都有很多爭議，這都是不必要的。警方責任只是協助集會舉行、安排交通，他們憑甚麼不批准集會？即使屆時有問題，警方完全有足夠權力控制場面，為何還要有權7天前審批？」

雖然贊成改革，他卻慨嘆社會氣氛時不與我：「 政府應該放寬法律限制，讓民怨有渠道紓緩 。但現在未必是最佳時機，當市民看到愈來愈多衝突，你很難引起社會共鳴支持收緊警權，達到共識。」

社運出路：尋找最大公因數？

一片無力感瀰漫之下，社會運動也陷入低潮。在這個十字路口上，人人都在問﹕出路在哪裡？在他看來，此時正正也是契機。「針對社會不公，可以有很多方法回應。 回想過去兩年很多衝突是不必要的，衝突背後你只能拿到一時的傳媒焦點，但你可以達到甚麼？我覺得法庭一連串的判詞反而讓社運人士反思，暴力衝突根本無法聚焦問題。純粹發洩不是我們社會要的東西，我們是否要用不一樣的方法，有創意地把社會問題帶出來？」

「任何社會運動一定要建基於大部分市民的認同，當你愈來愈背棄市民認同時，很多事你都很難改變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