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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獨孩政策結束 影響剛剛開始

採訪記者:安靜2016年7月2日

在新作中關注獨生子女政策的旅英華裔作家薛欣然認為,該政策給中國留下了災難性的後患。她也談到如果讓這個群體更好的被西方瞭解以及為何這本用中文寫的書無法在中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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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ymbolbild Ein Kind Politik Peking 2013
圖片來源: WANG ZHAO/AFP/Getty Images

(德國之聲中文網)旅英華裔作家薛欣然(筆名:欣然)關注中國獨生子女的書作《買給我一片天空(Buy Me The Sky)》近日發行德文版(德文書名Kleine Kaiser, 譯為"小皇帝")。該書已被翻譯成六種語言,分別在英國、德國、西班牙、巴西、法國、挪威發行。薛欣然在書中認為,獨生子女政策的正面影響是阻止了四億人口的出生,從而減少了全球人口的壓力,使中國走出人口與糧食的困爭,也給了中國喘息和重建的過程,幫助中國成為經濟強國。另外,薛欣然指出,女性的地位在該政策實施後也有一定提高。

然而,薛欣然也認為,獨孩政策的負面影響是:第一,在該政策引入時,中國的家庭沒有經驗可學,他們甚至還掙紮在貧困時期,這些家庭並沒有獲得有關家庭生存條件和社會知識等方面的訊息。家庭、學校和醫院等機構也都沒有作好準備迎接這樣一個獨生子女社會;第二,政府在推廣這一政策時不是以教育為本,而是強制、甚至殘忍地實施,由此給社會埋下仇恨和不公平的隱患;第三,獨生子女沒有受到平等和分享的教育,形成自私自利的性格;這三點給中國帶來災難性的後患。

薛欣然就此書接受德國之聲的專訪。

德國之聲:這本書會有中文版嗎?

薛欣然:我就是用中文寫的,但是中文沒有出版,這也是我最大的遺憾。其實有中文出版社來找過我。但是因為這本書裡的受訪者是第一代獨生子女,涉及到 七、八十年代的政治背景。所以這些出版社就問我是否可以刪除這段背景。我沒有同意,因為我覺得這本書是在邀請大家去傾聽這些年輕人的聲音,而不是一味的隔岸關火去評判他們。最終生活在這種政策裡的是每一個家庭和每一個人,他們的故事由葉、枝、根組成,如果只談葉的問題就太不公平了。書中人物之所以會有某種情感和行為,都與他們的家庭息息相關,而這些家庭又有所在社會的背景。如果沒有這些背景就是斷章取義了。所以這本書沒有在中國出版成,但我特別想讓中國讀者讀到它。

Autorin Xinran Xue
旅英華裔作家薛欣然圖片來源: privat

德國之聲:這本書英文原版去年發表的時候,中國還沒廢除獨生子女政策,而今年的德文譯本,在內容上有更新的部分嗎?

薛欣然:沒有更新的部分。因為我的觀點是:即使這個政策停止了,不等於一代人在這個政策下的思考以及受到的影響停止了。我甚至認為,這個政策停止了,它的影響才剛剛開始。書中的第一代獨生子女現在基本是35到42歲,他們都開始有自己的小家庭,而有些人已經趕不上所謂的"二胎政策"。他們將成為社會的主流結構,而他們已經被獨生子女政策格式化了。

其它語言在翻譯時也問過我是否要因為政策的改變而加序。我都拒絕了。我寫這本書的時候就是在政策取消以前,而且各個版本需要有一致性。

德國之聲:就這本書您分別接受過英國,中國和德國媒體的採訪,他們的反響和關注點有何不同?

薛欣然:我很喜歡你這個問題。我做了大量的採訪,還沒有人問過這個問題。就中國來講,我就獨生子女的話題去參加過國際老書蟲藝術節和一些大學的演講。很多家長和社會媒體跟我有一些共鳴,但是獨生子女們中,目前為止我覺得,在海外的中國人認同的比較多,在中國境內的不少大學生則有非常強烈的抵觸心理。我跟他們說,他們首先應該先看我的書,看裡面真正講得是什麼;第二,任何歷史事件都不僅有黑白兩面,應該有三面--正面、反面和側面。我就此書接受過海外中文媒體的採訪。中國國內也有媒體要求採訪,但前提條件是有些東西不能談,所以我就拒絕了。因為我怕他們把我講的一個圓的東西,剪成三角形。但是我最近一次回國,讓我感觸挺深,雖然大家說對媒體的限制加強,但我還是能公開談獨生子女政策的對中國幾代人的影響。

在英國,我和他們的爭論很多。他們有一種殖民文化的傲慢,他們甚至認為比我更懂中國。例如,他們會說,學術上是這麼認為的。我就說,我談的是中國老百姓的故事,而中國那麼大,也不是一個人的顏色或者一個人的聲音可以概括的。更不能因為你去中國走了一圈就說你瞭解中國了。如果你不會中文、沒有在中國的生活經歷、沒有和中國人一起感受他們的掙扎,你就不可能說瞭解中國。擁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國近30年來經歷的飛速巨變在人類歷史上幾乎是獨一無二的,不可以拿已經形成的定律套用它。

Buchcover Kleine Kaiser von Xinran Xue
德文書名Kleine Kaiser, 譯為"小皇帝"圖片來源: Verlag Droemer HC

而德國則沒有這種英語國家的傲慢。德國記者比較有邏輯性。他們可能因為自己歷史的關係,似乎對我有更多的理解和尊重。而且我發現他們在提問時更小心一點,會不斷問我"這種問題可以問嗎?"他們有一些自我的警示。

德國之聲:我注意到,有德語記者,包括一些德國讀者都提到您的訪問缺乏代表性,說受訪者大多只是收入水準中上層的子女,不能反映廣大中國普通百姓的生活。對此,您有什麼想說的?

薛欣然:第一,他們說得沒錯,我的九個篇章講的都是去海外留學的人。獨生子女是一個很龐大的群體,我寫東西的原則是:自己沒有長期接觸的東西是不敢寫的。我97年就已離開中國,只有這些孩子是我近距離接觸的,因為他們都是住過我家或是跟我工作過的人。我在書的前言裡也強調了這一點,我是以他們來談眾多獨生子女中的一種現象。第二,我在最後的章節裡也提到,我接觸的農村出身、拿獎學金或受我贊助出國讀書的孩子。比如我認識一個在美國當律師的中國姑娘,我問她當初用英語讀這麼難讀的博士的動力是什麼,她說她出生的時候因為是女孩而讓家人感到沒面子,所以她就被送到在農村生活的奶奶家,年幼的她在土茅坑裡看到努力向上爬的白色小蛆,之後在人生每一次的考試裡,她都對自己說絕對不能當那個掉回坑裡的蛆。我聽了這個故事後震撼許久。當世界看到中國的人才時,他們根本不知道,其中一些人才是在用什麼樣的動力努力。

我現在在做的文化慈善機構資助了不少這樣肯吃苦努力的孩子。但是我覺得,我的書被譯成多種語言,我不想都寫像莫言筆下的那種深山裡的故事,因為外國人接觸最多的其實還是中國的留學生。我認為,中西方之間的理解應該先從大家熟悉的東西開始。

薛欣然,筆名欣然,旅英華裔作家、電台節目主持人。1958年出生於北京,畢業後曾在河南廣播電台工作,主持午夜談話類節目"輕風夜話"。1997年開始定居倫敦。其採訪創作的《中國好女人們》被翻譯成近30種文字,在西方引起很大反響。她的作品還包括《天葬》、《見證中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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