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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王全安談團圓和中國電影現狀

2010年2月13日

中國導演王全安的新作「團圓」是第60屆柏林電影節的開幕影片,因此受到極大關注。而王全安本人也於柏林電影節非常有緣,曾經憑借「圖雅的婚事」一片拿下金熊獎。在電影節期間,德國之聲記者對王全安進行了專訪,聽聽他對「團圓」這部影片以及中國電影現狀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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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因「圖雅的婚事」而喜吻金熊的王全安圖片來源: AP

德國之聲:您是柏林的常客,這次來的感覺有什麼特別之處呢?與第一次來柏林相比如何?

王全安:我第一次來是因為放映「月蝕」,是在2002年,那會兒柏林電影節跟我都比現在要年輕。我當時是參加青年導演論壇單元。那是我第一次在德國過年,近十年我有一半都是在德國過年,可以說隨著參加柏林電影節次數的增加,也就越來越讓我覺得柏林是家的感覺,因為一到過年我就在德國「團圓」了,有這種感覺。

德國之聲:您剛才提到了「團圓」,這次柏林電影節的開幕影片就是您的「團圓」。您出生於陝西延安,是北方人,但這部電影的場景完全是在上海,還有大量的上海話對白。回到中國市場之後,您對票房沒有擔心嗎?

Filmstill aus Tuan Yuan Berlinale 2010
「團圓」鏡頭圖片來源: Berlinale

王全安:我想電影的類型是有各種各樣的,功能也不一樣,拍電影的時候訴求也不一樣。在你選擇拍這種電影的時候,你就已經想好了,比如說它不會是一個大成本的製作。我現在拍這種電影,以在中國的一點江湖資歷,控制在1000萬到2000萬之間,在發行方面平衡的話,成本比較低,而且在國際市場上再加上一點國內市場,基本上能夠解決商業上的問題。儘管如此,這部電影拍攝的初衷,不管是製片人還是導演,不是以謀取票房為主要目的的製作。

德國之聲:談到票房,很多媒體評價認為中國電影目前出現比較奇怪的現象,電影作品大量產生,票房也都不錯,但總體品質卻令人不敢恭維。您認為商業化對中國電影究竟起了什麼影響和作用呢?

王全安:我覺得從一種進展上講,對中國電影而言應該看它之前的處境。現在中國電影進入了商業時代,也就是娛樂化的時代。對電影的定義,比起以前的宣傳說教功能而言,顯然是進步了。而且更加寬泛,寬容,而且電影隨著經濟上的回收和投入,更趨向於工業化,對一個國家的電影發展而言是非常非常大的進步。當然在這個過速的發展中間,跟中國的所有問題一樣,正如解決經濟問題,還有表現發展的一些東西,比如建築等,可以一夜之間一蹴而就。但是這種投機取巧的做法跟心智的成長是違背的。應該是一步一個台階走。這就是我們遭遇的問題。有的事情是無法取巧的。比如「阿凡達」這個電影,對中國電影人而言絕對是一個重磅炸彈,因為它全球票房可能比中國整體上一年的票房還要高。這樣的事情中國人肯定是很羨慕的,尤其是製片人們。但是我的感受是,另一方面,中國的製片人還有一些商業導演肯定對卡梅隆這樣一個世界上最能賺錢的導演花十多年去做這樣一個電影表示非常不屑。覺得這種東西花這麼長時間,卡梅隆應該每年拍上四、五部。所以我們對電影這個事物的理解還不夠成熟,過於貪婪,過於短視,像一種開發,只砍樹不種樹一樣,很快會遭遇資源的危機,現在的電影已經出現這種問題。不斷重複,重拍,大小名著都翻拍多少回了,為什麼這樣呢?就是想付出的更少,得到的更多吧。但這個東西就是一個嘲諷,最終還是得不到想要的。我建議中國電影應該建立在現在的基礎上趨向於寬容,更豐富,豐富它的類型。不能說只要賺錢的部分。賺錢的部分如果說是主流,應該是像人的軀干。而藝術片,帶有一些思考探索的電影,從某種程度上說是電影的大腦,它決定未來的方向,在類型上,在輸送人才,在創造上,提供新的血液的功能。如果說大腦的功能是多餘的,吃飯走路都在中間那塊,那就導致像一個無頭蒼蠅一樣,來回亂撞。

德國之聲:您在新聞發布會上說,「團圓」這部電影可能創下了中國電影審查的一個紀錄,送審一周左右就通過。但是與此同時,我們看到比如一些和您同輩的,被稱為「第六代導演」的電影卻經常遭到審查,而無法過關,或者大量刪減,有些導演因此甚至被稱為「地下導演」。您對中國的電影審查制度怎麼看呢?這對你們這些「第六代導演」的影響有多大?

Eröffnung der Berlinale 2010 in Berlin
王全安和盧燕在柏林電影節「團圓」首映式上圖片來源: AP

王全安:(審查制度)顯然是有變化的。我覺得處在之前這十年的中國電影形態主要受到「六四事件」的影響。環境變得非常緊張,外部對中國有很嚴厲的一個看法,很希望聽到不同的聲音,國內本身就非常緊張,是在這樣一個狀態下。這幾年之後,慢慢變得鬆弛,這還真是東方有東方的解決問題之道,和西方確實不太一樣。(審查)鬆弛之後別的事情還在發展,商業在發展,商業的發展勢必漸漸地影響到了體制的變化和跟進。我個人的理解,中國的電影環境目前最大的困擾已經不再是審查的問題。審查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制度性的,更是一個對事物的理解力的問題。把握制度的這些人對這些事情的理解已經變得鬆弛多了。所以真真困難的是電影本身。反倒是中國的電影人因為長期躺在有侷限的這麼一個體制裡,他也習慣了當一個憤怒的人,而疏於對本身從事職業的探索。其實,真正難的是電影本身這個職業。其實我老對身邊的人講,如果你真地去瞭解了這個環境的話,面對這個環境的話,其實你應該意識到你為這個世界創造點什麼的時候到了,而不是去訴說、訴苦。所以我經常對他們說,假如沒有審查的問題,我想聽聽你有多棒。因為好電影永遠是十分罕見的,在我看來,真正困難的是藝術。就是說,德國、美國、法國都沒有電影局,但是好的導演依然很罕見,就足以說明這個職業本身是多麼的困難。所以如果哪個導演他在這個職業方面還有希望,還有天資,我就希望他把這些集中在他的職業上,而不是其他的東西。

採訪記者:石濤

責編:瀟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