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融入史（22）：文化休克狂歡節

（德國之聲中文網）聖賽福林生活於五世紀，是科隆的第三任大主教。今天，賽福林的石像矗立在科隆城南，守護著以他命名的教堂和一座昔日的修道院。該修道院今天是女性宿舍樓，1989年初我搬到那裡的時候，左鄰右舍是西班牙和義大利的客籍女工。我與50歲上下的西班牙人卡門同住一室。她是一名紡織女工，每月省吃儉用，將薪水的大部分寄回家。

從二月初開始，空氣中似乎有種異樣的東西：越來越多的人化妝成小丑、乞丐、騎士或巫婆。令人奇怪的是：沒有人對這些奇裝異服感到奇怪，直到二月的某一天我倒招來異樣的目光，因為大街上我是唯一一個沒有怪異打扮的人。晚上10點我正準備洗漱上床，三個笑做一團的女人破門而入。由於妝扮與往日迥異，因此我第一眼沒有認出她們。卡門拽住我的胳膊說："今天你不能這麼早睡。今天是婦女狂歡節，你和我們出去慶祝。"

一個不吝惜吻的節日

接著，三人往我頭髮上撒金粉，並用口紅在我臉上畫了個大大的心形。在進入老城一座酒館之前，她們將婦女狂歡節的最重要規則告訴我："呆會兒男人親你臉頰，你可不許生氣。"我心想，這點兒犧牲還可以接受。

酒館的門剛開個縫，尼古丁、酒精和汗液的混合氣味便撲面而來，令人窒息。我們四個女人馬上被兩個男人迎住，其中一個說："去我們桌兒，我們可以擠一擠。"他斜眼打量我，好像我是外星人，接著有些不懷好意地說："你可以坐我腿上。"我假裝沒聽見，在卡門和另一個男人之間勉強坐下。男人問都不問我們，馬上給我們點了兩杯科隆啤酒。

除我之外，大家對擴音器裡傳出的歌曲似乎都很熟悉，每到疊句，都扯著嗓子大合唱。當一首旋律舒緩的歌曲響起時，大家像約好了一樣，挽起鄰座的手臂，雖著歌曲節奏將上半身左右擺動。我的鄰座好像還不過癮，不由分說地把我拉進舞池，和我跳起貼面舞。我們像拔河一樣，他把我拉近兩釐米，我便掙脫一釐米。為了逃避他全身散發的異味，我乾脆屏住了呼吸。大約一分鐘以後，缺氧的感覺讓我頭痛，我向卡門投去哀求的目光，她可憐我這個狂歡節的新手，起身和我回家。那個晚上，我學會了一個新詞：schunkeln（身體隨音樂節拍左右晃動）。

渴望性愛 - 與陌生人

周六晚上，我和克里斯蒂安在老城區徜徉。透過一個酒館敞開的大門，我們看到一對男女正忘我地交換著唾液。"我敢打賭，他倆今晚第一次見面，而且一會兒去飯店開房"，克里斯蒂安意味深長地對我說。他的話印證了我白天在一家地區小報上讀到的大標題："90% 的科隆人渴望在狂歡節期間得到性愛 - 與陌生人"。借助酒精降低性夥伴大掉換的羞恥感 - 這就是狂歡節？

克里斯蒂安感到有義務讓我見識一下玫瑰星期一的花車遊行。據他說，觀看遊行的主要目的是爭搶花車投向觀眾的各種零食和花束。我們佔據了一個十分有利的位置。這意味著：接近遊行起始點，此時的花車滿載著各種甜食和小禮物，花車人開始的時候情緒高漲，並因此而慷慨大方；我們站的地方位於花車的右邊，因為大部分不是左撇子，投擲東西的方向一般是右邊；我們站在一家酒館前面，這樣買啤酒以及隨後上廁所都很方便。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我們未能站到最前排。我前面高高大大的德國人總能成功在空中攔截花車投下來的東西。單是搶不過德國人這一點，還不會讓我太沮喪，揮之不去的是那種不是他們當中一分子的感覺。

紫羅蘭星期二的災難

玫瑰星期一之後的一天也有個很好聽的名字 - 紫羅蘭星期二，對普通老百姓來說是狂歡節的最後一天。所謂聖灰星期三是政治家展現自己演說才能的日子。紫羅蘭星期日那天，我乘有軌電車去市中心辦事。回來路上，我正慶幸來德國以後的第一個狂歡節即將過去，電車座位的後面驟然響起一陣嘈雜刺耳的打擊樂聲。原來我身後是七、八個喝高了的某狂歡節俱樂部的年輕男子。此時我犯了一個嚴重錯誤：用雙手堵住了耳朵。一個男人用搖鼓敲我的頭："嗨，小朋友，我們吵你了？"酒精的作用使他不知輕重，大概當頭一棒就是我現在的感覺。

幾天來擠壓的無奈和沮喪終於找到了發洩的閥門，不聽話的眼淚順著臉頰流淌。當敲打我的男子發現他誤以為坐在前面的牛仔衣短髮女子是個男孩子時，就被嚇醒了一半，尷尬地嘀咕了一句"對不起"。有軌電車裡鴉雀無聲。我在下一站提前下車，步行回到聖賽福林的身邊。在德國經歷的第一個狂歡節對我來時是個真正意義上的文化休克，是一場災難。

當從休克中恢復過來之後，我發現其實萊茵地區的狂歡節和中國的春節有可比性。連續性大吃大喝也是春節的確切寫照 - 只是沒有那麼濃重的性愛色彩。狂歡節歌曲讓我想起了文革期間的樣板戲。由於曲目有限，受眾有可能完全默記於心。於是我買了一張狂歡節歌曲的雷射唱片，開始為下一個狂歡節演練。我發誓，即使耳膜震破，也不再堵住耳朵。為了融入德國社會，這一點兒犧牲不算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