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之路更崎嶇  在華德企愁更愁

（德國之聲中文網）對華生意氣氛之糟超過以往任何時候。德國駐北京的代表們指出，兩年來，發往德國駐華使館的抱怨和救助呼籲數量不斷增加，而今年年初以來，數量再度劇增。抱怨的內容包括：新的市場壁壘、經營許可申請程序更加困難、與中國企業相比受歧視、強制技術轉讓以及依舊大行其道的產品剽竊。

抱怨單太長了，經濟部長嘉布瑞爾（Sigmar Gabriel，社民黨籍）在北京的1天半逗留時間根本不夠用。他有關抵制不受歡迎的投資以及保護德國關鍵技術不被收購一空的計劃本已在中國人那裡引起不滿。中國企業在德國和歐洲不僅可以收購高科技企業，也可以收購汽車生產商或銀行，而德國企業卻不允許在中國有類似收購行為。

這一中國"經濟民族主義"的最好例子便是電動汽車的研發。根據新的立法計劃，未來，外國生產商不僅必須申請經營許可，必須在中國生產，而且還要公開研發程序；中方夥伴則要證明，全面掌握了電動汽車技術。而缺了中方夥伴，外國汽車製造商本就不允許在中國經營。如此，德國汽車製造商就必須全盤交出全部電動汽車技術。一名業內專家指出，擬議中的這一法律意味著強迫性的、徹底的技術轉讓。

中方還有其它計劃，其中包括：外國汽車製造商必須根據時間表在中國製造部分電動汽車，否則就會積累負分，作為補償，它們必須購買中方競爭者的產品，以得到正分，乃至經由這樣的罰款共同替當地的競爭對手融資。

德新社知悉，德國駐華大使克勞斯（Michael Clauß）4個月前致中國工信部長苗圩的一封要求作出澄清的信函至今沒有回復。一名消息人士指出，不做回答這一事實證實了德方的一大憂慮，即：中方正在尋求實現一種工業政策目標。

強制技術轉讓也涉及其它行業。消息圈內人士稱，有意在中國生產的企業常常告知，中方要求它們出於安全理由公開其技術秘密，而且，須是"自願"公開，否則，便有違於世貿組織禁止強制性技術轉讓的相關規定。

在鐵路項目的招標書中實行的評分制也意味著新障礙。根據這一評分制，本國企業一開始就先得10分，合資企業5分，外資企業0分。即使是部分在中國生產的克諾爾制動集團（Knorr-Bremse）也因此無法參與競爭。克諾爾集團在軌道和商用車輛制動系統製造方面全球領先，並在經濟改革設計師鄧小平實行開放國門政策伊始便進入了中國。

食品和農業產品進口規定也更嚴苛。擬議中的檢疫規定有可能導致從德國的進口陷入停滯狀態。根據這一規定，未來，不僅是風險食品，而且，每一種糖果和餅乾都須有認證。克勞斯大使在香港《南華早報》上撰文指出，這一法律草案明顯超越了消費者保護界限，是明目張膽走向本國產品保護主義。

自由開放市場經濟秩序被人「利用」

而與德國企業在中國開展業務所遭遇的重重難關相比，中國企業在德國的收購似乎顯得容易的多。根據德國《商報》的一項計算，今年1至4月，中國就已表示有意收購12家德國企業，收購報價總值32億歐元，以季度為單位比較，超過前5年中的任何一年。根據德國併購聯合會的計算，到今年年底，中國在德收購金額會是去年的10倍。近年來已被中資收購的德國企業包括混凝土泵生產商普茨邁斯特（Putzmeister ）及工業機器人巨頭庫卡（Kuka），而近日以來針對照明企業歐司朗（Osram）和半導體設備生產商愛思強（Aixtron)的收購意向也引起了德國經濟界乃至政界的高度關注。

德國知名企業庫卡和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的技術創新與經濟領域專家孔弼永（Björn Conrad）表示，中國企業試圖通過收購德國企業，獲取更好的技術，在產業鏈和價值鏈上佔據更為有利地形，這本無可厚非。但主要問題在於：中國企業的許多收購行動背後都有政府操控和大力支持（比如補貼和優惠貸款等）。換言之，這樣的企業收購行動不再是單純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經濟行為，也不是單純的技術競爭，而是中國國家主導的經濟體系和工業政策對歐洲自由開放市場經濟秩序的「利用」。

除了收購企業和技術轉讓領域之外，受到德企抱怨的還有越來越肆無忌憚的產品剽竊行為。德國時裝生產商Hugo Boss便是著名受害者。Hugo Boss在法院輸掉了針對中國競爭對手的訴訟案。中方競爭對手銷售帶有一個小小的"sunwen"字樣的"Boss"標牌西裝。在香港，法院禁止銷售，但在內地，法院卻裁決允許。現在，Hugo Boss提出建議，從該競爭對手那裡購得在華銷售權。克勞斯大使在信函中寫道：問題清單"無限長，且包羅萬象，難以了結" 。

德國戴姆勒總裁蔡澈（Dieter Zetsche）反對阻止中國在歐洲投資的任何企圖。他在《商報》周一（10月31日）刊登的一篇採訪報導中強調，誰也無法確定不受歡迎的投資人的標準。蔡澈由此同經濟部長嘉布瑞爾唱了反調。嘉布瑞爾計劃制定更嚴格法律，增大中國人收購德國企業的難度。

蔡澈在採訪中表示，德國作為經濟基地的強處正來自經濟界和政府基本互不干預這一點。他不認為，以法律方式讓中國人遠離德國市場的做法會有任何效果。這位戴姆勒總裁指出，如果築藩設籬，企業便會倦怠、慵懶。

中國學者：運用國家手段並非北京政府首創

蔡澈的立場也得到了德國波昂大學經濟學博士、華東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沈凌的呼應。他認為，以美的收購庫卡為例，德國大部分的反對聲音來自政界和新聞界，「但是產業界、大企業並沒有站出來用資本的手段進行『反收購』，或者說與美的競爭」。

針對有關中國企業收購行動中的「政府行為因素」，沈凌認為，按一般常理判斷，可以猜測中國政府在背後會有各種各樣支持手段，這並不令人驚訝：「但是其實中國政府的這些行為也並非首創，其實就是學日本，更早一點就是學德國，德國其實是近代後進國家追趕先進國家，並且運用國家手段的先驅。」

儘管如此，中國問題專家孔弼永還是認為德國政府應該拿出具體措施，檢驗那些中國「買家」的背後是否有國家力量的介入，比如要求對方公佈更為詳盡的股權結構訊息，以及收購融資的具體細節。他認為，這並非貿易保護主義措施，而是對於「擾亂市場規則行為」的一種反制措施。孔弼永坦稱，這樣的做法對於德中經濟關係一定會產生一些影響，但類似的矛盾衝突無法迴避。包括德國人在內的歐洲人在高新技術方面對於中國仍有吸引力，必須利用這一優勢加強自己在談判桌上的地位。

 

石濤 / 凝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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