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愛樂音樂廳落成50周年

（德國之聲中文網）在50年前柏林愛樂樂團新音樂廳開幕的首場演出中，首席指揮卡拉揚（Herbert von Karajan）選擇貝多芬《萊奧諾拉》第三序曲這首象徵自由的音樂作品並非偶然。因為這一極富戲劇性的交響樂章讓他可以更好地在公眾面前展示自己，而這種展示不僅僅是通過音樂--許多現場的觀眾可以看到卡拉揚的臉龐，仔細觀察他的面部表情變化。這是前所未有的體驗。

與傳統決裂

自從19世紀市民階層的音樂文化興盛以來，所有重要音樂廳都依照同樣的規格建造：四四方方，大廳前端是樂團表演的平台，下面的觀眾席是平地式的。其中維也納金色大廳就是這樣一個典範，那裡每年都會舉行新年音樂會，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今天。在二戰期間被炸毀的老柏林愛樂音樂廳也是這個風格。1956年，建築師夏隆（Hans Scharoun）提交的新柏林愛樂音樂廳設計方案採取了全新的概念，它選址在柏林蒂爾加滕區（Tiergarten），風格和過去的傳統截然不同：他拋棄了過去的長條形大廳，設計出一個非對稱的帳篷風格建築，而且還把原本與觀眾隔離開來的樂團表演區放到了觀眾席的正中央--就好像一個體育場，中間是比賽場地，一圈是逐級高起來的觀眾座席。

新建築引起的爭吵

設計者夏隆是1893年生人，在上世紀20年代是"新建築"運動（Neues Bauen）的最著名代表人物。他曾與包浩斯風格建築師范‧德‧羅（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合作，主要設計住宅。柏林愛樂音樂廳是他的第一個文化設施設計作品。這位建築師如此解釋其獨特的建築外形："從古至今，人們在聽到某處響起即興演奏的音樂時，都會自動地圍成一個圈，這並非偶然。這種自然而然的行為，從心理學和音樂的角度看都很容易理解，我們應該把它應用到音樂廳的設計中去。在這裡，不管在空間上還是視覺上，音樂都應該處於中心地位。"

柏林愛樂樂團首席指揮卡拉揚對夏隆的這一理念非常贊賞，但其他音樂界人士，比如作曲家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就充滿懷疑。當時西柏林的樂評人維爾納‧奧爾曼（Werner Oehlmann）就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對加強聽覺效果的輔助手段表示反感："不是每個去聽音樂會的人都希望通過一種'顯而易見的內部構造'發現，他所獲得的奇妙聽覺感受其實是一種以科學手段控制的物理性過程。這就好像沒有幾個觀賞戲劇的人願意坐在聚光燈下面一樣。"

強化聽覺效果

這種被奧爾曼所批評的"顯而易見的內部構造"就是一個巨大的聲波反射器，是夏隆的工作人員、聲效師克萊默爾（Lothar Cremer）製作的，它像一張巨大的遮陽篷籠罩在樂團演奏區上空。側面安裝的小型反射器可以將演奏的音樂平均地分配到音樂廳的每塊空間上。這一裝置帶來的效果令觀眾和批評者都感到驚嘆，但並不完全令人折服。克萊默爾後來又和卡拉揚一起對音樂廳的聲音效果進行了改善。在70年代初之前，卡拉揚一直帶著他的樂團在柏林達勒姆城區的耶穌基督教堂（Jesus-Christus-Kirche）錄製音樂唱片，直到後來這座音樂廳的聲音效果和技術水準符合了這位大師的苛刻要求為止。不過，那時候夏隆的建築設計已經被公認為大師級的傑作，並且為不少規劃者提供了靈感。

國際巨星的最愛

直到今天，還有無數知名的獨奏音樂家或是交響樂團特別喜歡選擇具有獨特風格的"卡拉揚馬戲團"的這座"競技場"作為自己的演出地點：除了出眾的音樂效果之外，他們非常享受在觀眾環繞的氛圍下的演出。此外，新柏林愛樂音樂廳也早已不是夏隆在肯珀廣場（Kemperplatz）設計建造的唯一一座建築：1967年，他開始建設柏林國家圖書館（Staatsbibliothek der Stiftung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在夏隆去世15年之後，維斯尼沃斯基（Edgar Wisniewski）於1987年實現了這位建築大師計劃已久卻未能實現的藍圖，即在柏林愛樂音樂廳旁邊建造一座室內音樂廳。兩座建築都是夏隆"機能性建築"理念的最佳詮釋，而柏林愛樂音樂廳則在這位大師的設計之下，成為受到全世界矚目的建築作品。

作者：Klaus Gehrke 編譯：雨涵

責編：樂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