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電影節主席：「我是開明的馴獸師」

德國之聲：回顧過去20年的柏林電影節，我們最好奇的問題是：它為眾人留下了什麼？不過首先我們想請柏林電影節主席迪特‧考斯雷克分享一些個人經驗。三個問題，快問快答。

第一題：最美好的回憶？

迪特‧考斯雷克（Dieter Kosslick）：最讓我心情激動的時刻肯定是導演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拍攝的滾石樂隊演唱會電影《閃亮之光》（Shine a Light）在柏林電影節的全球首映。作為一名曾經的搖滾樂團吉他手，這部電影對我而言是柏林電影節的高潮。

（譯註：考斯雷克在1963年曾組過學生樂團The Meters，翻唱滾石樂隊、披頭四及其他搖滾樂隊的歌曲。）

最艱難的時刻？

最艱難的時刻發生在我和導演帕特裡斯‧夏侯（Patrice Chéreau）從凱悅飯店的階梯走下樓，前往參加他的電影《死亡詩篇》（Son Frère，2003年最佳導演銀熊獎）的播映會之時。該片講述一個關於愛滋病和死亡的故事。就在凱悅飯店的餐廳前，法國電影界代表丹尼爾‧托斯坎‧迪‧普朗捷（Daniel Toscan du Plantier）突然心臟病發。那著實讓人心痛惋惜。

您最開心的時刻？

最開心的時刻是我帶著當時尚未滿一歲的兒子Fridolin一起在動物園皇宮影院（Zoo Palast）為新世代單元（Generation）舉行開幕式，他在我懷裡睡著了。當我抱著兒子上台，正對著麥克風說話時，他醒了過來，看著台下有1000個孩子盯著他並歡呼。看到如此多孩子歡聚一堂，我自己也抱著一個，真是讓我感到開心不已。

人們總忍不住覺得，電影節就像是一個馬戲團。您覺得自己是拿著皮鞭的馬戲團團長，還是馴獸師？

我覺得自己是開明的馴獸師。我和許多人一起工作，也給他們自主權。不過總要有人掌控局面，為結果負責，做出決斷並且將一切向前推動。這經常是我的角色。

歐洲三大電影節柏林電影節、威尼斯電影節和戛納電影節之間經常存在競爭關係。在您任職柏林電影節時期，哪個電影節更優秀？

肯定是戛納電影節。但是年年都不盡相同。威尼斯電影節已經迎頭趕上，我們則一直佔著非常、非常優秀的第四名。有一回梅克爾總理在與法國前總統奧朗德會面時曾經問我："所以我們是第三名？"我回答說："這個嘛，第三名從缺。"（笑）

您在任內接觸過成千上百的電影。我們很好奇，對一名電影節主席而言，什麼樣的電影才是好電影？

電影節有一套標準，但是在各單元中還是有不同的看法。這當然會經過漫長的討論。不過也有類似導演法哈蒂（Asghar Farhadi）的《別離》（金熊獎，2011）或帕納希（Jafar Panahi）的《計程車》（金熊獎，2015），得獎毋庸置疑。一看就知道，這是一部好電影。

不過我們不可能拿著量尺在電影院裡丈量一部電影。好壞的評斷非常主觀，影評也是如此。

我覺得自己首先需要向觀眾負責，當然不是每部電影都如此。但是因為我們自1951年開辦以來就是一個大眾電影節，對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向大眾呈現有意思而且觸動人心的電影。

您曾經旅行各地觀賞電影。德國電影在國際上的評價如何？還有人會談起德國導演法斯賓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或赫爾佐格（Werner Herzog）嗎？還是影壇有了新改變？

人們當然還是會談到法斯賓德，而赫爾佐格仍在拍電影，肯定是常被提起，他在美國是巨星。柏林電影節也使德國電影更加知名，因為每年的競賽中都有德國電影參展。

目前已有超過50部德國電影參加過競賽，也多次斬獲銀熊和金熊獎。這意味著國際評委認為德國電影具有競爭力。

您在2001年接任主席時，柏林電影節已經是影壇的國際盛會，極具聲望。回顧這段期間，柏林電影節又發生了哪些改變？

柏林電影節變得更加壯大，觀眾增加了近三倍。今年的參加者中有近34萬人買了電影票。除此之外還有電影市場、協力製作以及與書展合作等周邊項目。

我們還推出了面向特定族群的單元，例如探討藝術的"論壇擴展單元"（Forum Expanded），或是針對美食和生態的"美食電影單元"。

此外還有"柏林電影節天才訓練營"或"世界電影基金"等培養後起之秀的單元，我們在全球對許多非常成功的電影提供了協助。不只是柏林電影節，戛納和其它電影節也是如此。

從歷史角度而言，柏林電影節一直被視為與政治掛鉤的電影活動。在您任職主席期間，最大的社會或政治挑戰為何？

（在我任職）之前是東西德的摩擦，直到柏林牆高築，然後也見證了它的倒塌。柏林電影節播放過東歐和亞洲電影。這是前期的事情。

我們的挑戰則略為不同。我們經歷了美國入侵伊拉克的伊拉克戰爭時期。當時有一部政治電影首映，是溫特伯頓（Michael Winterbottom）執導的《塵世之間》（In This World ,2003金熊獎）。影片講述一名阿富汗難民如何在倫敦開了一家咖啡廳的故事。

當時出現許多挑戰。在這段期間，全球化全面陷入困境。我們一再透過電影指出，不能一方面贊許全球商品自由流通，同時卻形容那些想越過國境的人們是在從事"難民旅遊"。

這是我任職時期的議題。越來越激進的右翼思想也是一大議題。我們也嘗試通過電影向這些守舊的頑固分子發出訊號。

如今Netflix和家庭電影院當道，您認為電影的未來會如何發展，影院最大的競爭力為何？

未來肯定會有翻天覆地的改變。但柏林電影節的規則不變，尤其是競賽單元的規則。參賽的電影必須在電影院上映取得評價，否則我們就不會播放這部電影。意即亞馬遜等類似Netflix般製作影片的公司，都必須先在電影院試水溫，然後我們才會在競賽單元中推出相關電影。

未來的電影業肯定會發生變化，但是電影院不會沒落。我已經在這個行業許多年，而電影院的歷史更為悠久，馬上要邁向120年。它會繼續維持下去。

如今的疑問是，誰會來經營電影院，有一天Netflix會不會成為最大的藝術電影和大片發行商？對於電影節未來將如何應對這些影片，這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目前我們還處於過渡時期。

2019年是您領導柏林電影節的最後一年。等到此次電影節落幕並送走最後一名賓客後，您有什麼新打算？

我要去巴伐利亞的山區然後禁食，如此一來身心都會放空，我就能展開一段新人生。我已經對此充滿期待。

預祝您一切順利，當然也希望您最後一次主辦的柏林電影節取得空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