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昂中國電影節採訪《盲井》《盲山》導演李楊

德國之聲：李楊先生，您的第一部電影《盲井》在德國電視台播放過。第二部《盲山》有沒有在德國影院正式公映？

李楊：還沒有。"相遇中國"系列活動中的中國電影節算是一個特殊的活動。在電影節上放映這部電影不算是在德國公映。目前這部電影在美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都上映過，之後會在法國、德國等國家上映。去年10月底《盲山》在廣東公映，這是一部藝術電影，不屬於美國或者中國式的大片，它不像《滿城盡帶黃金甲》或者《集結號》能有那麼多的拷貝。我們只是一個小公司，也就是說，藝術片就是在大片沒有的情況下跑到某個城市演一演。

德國之聲：您覺得《盲山》在非華語地區上映的時候，觀眾觀看的效果和您的預期一致嗎？

李楊：基本是一致的。因為我覺得雖然各民族文化不一樣，都有各自的特殊性，但是人的感情是一樣的。我們講一個故事有其時代背景、文化背景，我們把這個故事放在中國，但是相同或者類似的事情在其它國家也發生過。我覺得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得懂（這部電影）。這個故事講的更多得是人面對暴力、殘忍、不好的事情時候的態度。沉默就是苟同。德國納粹時期發生的那麼多令人發指的暴行難道只是希特勒一個人的責任嗎？中國為什麼發生文化大革命，那僅僅是毛澤東一個人的錯誤嗎？所以我想提出的一個問題就是"集體無意識"。大家都認為買人是對的，沒老婆買一個人有什麼錯呢？關鍵的問題就在這。大家有眼睛，但是卻看不見。這就是"盲"。盲和瞎是有區別的。盲是視而不見，是心理的東西；瞎是生理的問題。為什麼用"盲"呢，奧妙就在這裡面。

德國之聲：您在回答觀眾提問的時候曾強調，《盲山》這部電影講述的故事在中國是一種現象，但不是普遍現象。是不是擔心會有西方觀眾認為這就是現實的中國，中國就是這個樣子？

李楊：普遍和不普遍怎麼說呢。如果你到醫院去，看到的都是病人。你到監獄去，看到的都是犯人。從傳統到現代，中國人的冷漠是普遍的。魯迅先生就曾經批判中國人的麻木和看客心理。然而這種情況現在還是存在，城市中也有，農村裡也有。

少數西方觀眾可能因為根本不瞭解中國，在看了這部電影之後就認為中國是這樣的。每個人的想法都不一樣。畢竟中國有這樣的事情發生，讓人知道了也沒有什麼壞處。但是我覺得不會有人認為這就代表了整個中國。就像中國人看了一部關於二戰德國納粹電影之後不會想到德國人都那麼壞。我接觸過的德國人大部分都很友好。我覺得一個有知識有教養的人，不會因為看了這樣一部電影就會對中國產生恐懼感。

德國之聲：我在看過《盲井》和《盲山》兩部電影之後，都是對受害者抱有同情心的同時，也認為加害者有可憐之處。

李楊：這就對了。因為人是複雜的，每個人心中都有魔鬼，也都有上帝。我不信人之初性本善，也不信人之初性本惡。我覺得人之初就是性混沌。人有善的地方也有惡的地方。當一個環境讓人的善性能夠正常表達出來的時候，這個社會善的一面就會多一些。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一些15、16歲的女孩子用皮帶打死人，這就是在特定的環境特定的時間裡，她們的惡就表現出來了。我批判的是人性中的惡。但是人是複雜的，並不是非黑即白。這種電影講述的是人生中很多時候的無奈。比如說電影中的男主人公（德貴）看起來好像是個惡人，但是他40多歲了，還是個光棍，他也有權利要求建立一個家庭。所以不能簡單地說一個人是好是壞，也不能簡單地說中國多麼沒有人性、沒有人權。按照佛家的說法，人人都是佛，行善即是佛，行惡即是魔。

德國之聲：您的第一部電影《盲井》在中國是否已得到解禁？

李楊：沒有。我希望可以解禁，但是還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德國之聲：您拍電影的時候認為每一部電影都應該講述一種社會問題，承載一種社會意義嗎？

李楊：這剛好是我反對的。我反對把電影變成一種寓教於樂的工具。我的電影沒有承載任何一種社會責任，告訴人們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我的電影中的人物和情節都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觀眾可以自己去判斷。我反對宣傳片，反對在電影中給觀眾講道理。

德國之聲：您拍攝電影的方法帶有很明顯的紀錄片的特點。您覺得您和同樣喜歡紀錄片拍攝手法的導演賈樟柯和張元有什麼區別？

李楊：答案很簡單。我就是李楊，他就是賈樟柯，他就是張元。區別就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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