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的迷思：重新審視鄧小平的政治遺產

還未到8月22日，鄧小平的百年冥誕，中國和國際社會關於鄧小平的評價文章就紛紛出籠，耐人尋味：中共的「中央文獻研究室」今年推出一本『鄧小平年譜』；前總理李鵬在『求是』雜誌發表文章，罕見地再提89事件；鄧小平長女鄧林7月28日在中央電視台節目露面，大談鄧的退休問題和廢除領導終身制的改革夙願；軍委主席江澤民8月13日在鄧小平家鄉四川廣安為鄧銅像揭幕，但無一名鄧家親人在場。

鄧小平的遺產：市場經濟發展之後

他們此刻的表演不過是「借鐘魁打鬼」，從鄧公身上各取所需罷了。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和一句「發展是硬道理」，破天荒第一次全面否定了李鵬「三年治理整頓」的政府工作報告，對江澤民發出了「不改革就下台」的威脅，從而重新啟動了趙紫陽在80年代曾經推崇、卻為89槍聲中斷的中國市場自由化改革。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從此連續15年保持高度增長，從這點來看，鄧小平對中國的發展確實功不可沒。

不僅如此，鄧對市場經濟發展之後的問題也有預見。官方新版的『鄧小平年譜』還記載了鄧小平南巡後在1992年底和翌年的兩段講話，他說，「要研究、提出『分配』這個問題和它的意義。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我們的政策應該是既不能鼓勵懶漢，又不能造成打『內戰』……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

鄧小平不幸而言中！在他80年代初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後」20年，標誌中國貧富差距的吉尼系數接近世界最高水準，超過0.4，中國城、鄉的絕對貧困人口都在增加，普通民眾在教育、醫療和養老等社會保障方面的相對貧困也在惡化，個人和集體的社會抗爭也日趨激烈──不得不令人懷疑，即使中國經濟繼續以極大的能源消耗、環境破壞和社會退化為代價保持年增9%，「蛋糕」越做越大後，「共同富裕」的目標是否越來越遠，鄧小平主導的市場化改革後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否根本就是一個發展的幻象？

他所擔心的由此可能引發的「內戰」隱隱出現：在民主缺位下，鄧小平時代的人民得實惠換得政權合法性的隱性契約也隨著財富增長日益集中而解體；「三個代表」代表的「權貴資本主義」和 胡、江「雙主共治」代表的利益集團共謀，似乎也岌岌可危，而代之以在可持續發展方式、政治體制改革、宏觀調控政策、軍隊戰略、和反腐敗等等國是議題上出現種種激烈爭論和政治鬥爭。結果，經濟學理論上標誌隨經濟發展而分配公平逐漸改善的庫茨列茲「倒U型曲線」上的拐點，看來因為政治體制改革滯後，導致缺乏足夠的制度支撐而遲遲不能出現，並逐漸惡化。

鄧小平的改革哲學：威權主義最終背棄人民

回顧鄧「三起三落」的榮辱一生，重溫鄧小平正值改革意氣風發時於1986年關於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關係的講話，再對照坊間流傳的鄧晚年的幾個「後悔」，人們很難懷疑鄧小平對中國政治體制弊病的切身痛恨和改革誠意，問題也許就出在鄧小平自身的改革哲學。

1989前曇花一現的「新權威主義」其實頗能代表鄧小平的改革哲學，鄧本人也曾對新加坡式的權威主義政治加自由主義經濟的模式頗為欣賞，正是在這基礎上產生了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下「」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一為維護中共政權合法性而不惜一切的馬基雅維裡式的政治哲學，是鄧小平全部政治生涯的核心。

所以，在不擇手段維護政權合法性這一信念驅使下，鄧小平狂熱參與1956-57的「反右」，晚年只是後悔當年的「擴大化」；在7、80年代倡導改革開放的同時，鐵腕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用鄧小平1993年與其弟鄧墾的談話來解釋，就是堅持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專制政治。這是改革底線，也是他敢於在1989對北京學生和市民的民主運動血腥鎮壓的原因所在。據他晚年的回憶，毛澤東正是深諳鄧堅定的政治忠誠，才在文革初期和末期先後將他與劉少奇和周恩來區別對待，始終拒絕撤銷其黨籍，為他1974和1978年兩次東山再起埋下伏筆。

同樣，鄧小平在經濟領域的實用主義改革思想，無論「貓論」、「先富論」還是「過河論」，仍然是以維護威權政治的合法性為前提，並通過「放權讓利」與人民交換。但由於民主的缺失，這一隱性契約沒有任何可靠的社會契約機制來保障。這一根本性的制度缺陷，靠「不爭論」和「硬道理」都是無濟於事的，無論對中國的自由主義還是新左派也都是致命的：89槍聲終結了前後幾代自由主義者的政治幻想，13年後「三個代表」入憲也徹底消解了新左派偽裝已久的「人民性」──普羅大眾在鄧小平身後再無任何政治力量為之代言，成了經濟發展的棄兒，經濟增長這塊「蛋糕」再大、怎麼切都和他們無關了。

鄧小平的未竟事業：政治體制改革前途多舛

在這意義上說，中國普通老百姓現在懷念過去是很自然的，胡溫新政通過訴諸法治和毛澤東路線而重建其政治合法性也大概是避免重蹈前蘇聯安德羅波夫改革命運的唯一選擇。問題在於其「親民」路線從長遠來說也許將促成社會分配正義的部分恢復，比如通過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和健全法治逐漸挽回消失中的政權合法性，但在近期內這一路線卻意味著其保證經濟軟著陸的「宏觀調控」必然觸及保守集團根本利益，意味著要說服中國的官僚集團從發展幻覺中清醒過來，告別貪腐，重新蓄積改革動力。這一切在後鄧時代的陳舊政治體制框架內又談何容易！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市場經濟發展已經讓中國深深捲入世界政經體系。雖然全球化浪潮模糊了傳統民族國家的邊界，但在東亞，因為高度競爭、資源緊張和冷戰格局的繼續，宛如回到20世紀初民族國家間的地緣政治時代──只有內含民主制度的民族國家才能夠生存。

但鄧小平的改革路線似乎不堪引領中國再造民族國家的政改重任。中國執政集團的「三個代表」向世界宣稱放棄社會公平追求、放棄人民支持；同時因為黨的利益不僅超越人民的利益也超越國家的利益，因此不僅從理論上和制度上無法進行國家層次的政治改革，而且從現實上也因為解決不了鄧小平尚無可奈何的「領導終身制」問題。任何重大改革只能寄希望於代際間的更替，比如毛的百年之後才可能有鄧的改革，而這一交替周期又極不確定，中國可能因此最終喪失政治再造、轉變為一個真正民族國家的機會。

吳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