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亶文:我認識的劉曉波先生

一

2009年12月25日，中共當局悍然對已被關押一年之久的劉曉波先生處以11年重刑。消息傳來，我的心情只能用"悲憤"二字來概括。

坦率地說，在過去的一年時間裡，我從不曾樂觀的以為劉曉波先生會輕易獲得釋放，對於他可能遭遇的厄運，我是有心理預計的，但最終的判決結果仍使我感到震驚。雖然我相信所有堅守良知與道德底線的人都會認為劉曉波先生根本無罪，無論判他多少都是一種非正義和一種由暴政強加的迫害，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刑期長短並無實質上的區別，然而"11年"這個在因言治罪上創紀錄的數字還是給了大多數人觸目驚心的痛和憤懣。

我想這種悲憤主要源自於兩個方面。11年刑期對於現年54歲的劉曉波先生而言無疑是殘酷的，即使我們普遍猜想他不可能坐滿這麼多年，但面對一個蠻橫到幾近瘋狂的極權制度，基於理智和常識形成的期望常常會淪為可笑的自嘲，如果再見曉波真要到11年之後，我實在難以想像其中會有多少不堪承受的沉重。而比這更讓人產生幻滅之痛的，是在於當局通過重判劉曉波先生所傳遞出的拒絕政治改革與和平轉型的訊號。

眾所周知，中共重判劉曉波先生是因為《零八憲章》，而《零八憲章》的溫和、理性與善意也早已為世所公認，當局在把《零八憲章》定為劉曉波先生的罪狀時，也就於無形中告訴世人，民間所期盼的良性互動、寬容和解等等都只是單方面的夢想，劉曉波先生的受難無疑就預示了這一點。

二

作為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個象徵性人物，劉曉波先生的命運始終可以折射出中國民主化進程所遭遇的磨難和所經歷的成長。我和許多人一樣，都是在二十年前知道劉曉波先生的。當時，他是中國最知名的文學評論家之一，他的一個最重要的貢獻就是重新梳理了對"五四"以來中國文學的評判標準，在思想空前解放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劉曉波先生的聲音也顯現出了他特有的尖利與敏銳。我有幸在那時候讀過一篇他給上海一家雜誌寫的文章的手稿，題目叫做《娼優和犧牛》，他在文中概述了中國知識分子通常難以避免的兩種結局，要麼依附於權力甘當花瓶，要麼在挑戰威權後犧牲於祭壇之上。記得這篇文章刊出的時候，已經是1989年的6月了，而這時候的他也已經在天安門廣場上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歷史地看，"六四"時代的劉曉波先生，無疑可以列入激進者的陣營。當然，那個時代本身也正是一個激進的時代，很多人都寄希望於用一種狂飆突進的方式來實現對國家的變革。但是，激烈的往往也會是脆弱的，在遭到血腥鎮壓和無情的整肅之後，大多數激進者轉向了沉默，甚至在沉默中完成了以功利主義為驅動的華麗轉身。近二十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除了走向市場外，靠專業立身的大多會走兩條路，要麼投靠以塑造國家意識形態為中心的權力內部的理論界，要麼躋身以現代學院體制和專業分工為基礎的專業學術界，但劉曉波先生卻在少數能夠始終堅守民間立場和獨立精神的人中間。

從追求激進變革轉向推動和平轉型，從致力於改造廟堂到倡導公民社會的建設，這是劉曉波先生完成的自我轉變，也在某種程度上象徵著民間踐行民主化的方式與路徑更趨務實和自覺。

三

我有機會和劉曉波先生共事，是在他介紹我加入獨立中文筆會之後，除了有限的幾次在北京的見面外，我們的交流大多依靠網路進行。後來，我在因簽署《零八憲章》而被警方傳喚時，警察反復追問我和曉波先生都談過些什麼，我才突然發現我們交談的內容基本上是文學。

記得最後一次和劉曉波先生在網上通話，是在他被抓走的前一天晚上。以我對劉曉波先生作息習慣的瞭解，夜深人靜時他總是在忙著寫作，而在寫作的間隙他可能會找人閒聊幾句，所以一般都是到了半夜他才會在網上呼我。那天也是如此，我們散淡的閒聊著，談的話題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學。

是的，我們談的是虛構的文學，而不是現實中這個醜陋的國家，即使這個國家對他的敵意長期守候在他的門口。我常常想如果不是因為這個國家的逼迫，劉曉波先生可能更願意當一個學者，他會去闡釋所有美好的事物，而不是把揭露惡和批判惡當成自己的使命。在獨裁國家表明自己的反對立場，那麼面對警察和走進監獄，都會是他要承擔的使命中的一部分。所以，今天面對劉曉波先生的入獄，正如一位朋友所說，我們與其為他難受，不如更多的反思自己的怯懦。

不妨就以最大的惡意來揣度當局的用心吧！對劉曉波先生的重判無疑是想用高壓態勢來遏制人們對現行體制的反對之聲，想用劉曉波先生的刑期為反對者樹一個警示。但一個冒犯人類文明與尊嚴的判決也必然是愚蠢和可鄙的，它只會招致更多的反對和唾棄，我相信這會讓劉曉波先生感到欣慰。

四

打壓《零八憲章》和重判劉曉波先生，是當局的一次示警，但也可能成為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又一次新的出發。

劉曉波先生在法庭上表述了自己的一個願望，那就是希望自己成為中國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但是，我們所能預見的是，只要這個體制不變，它就會繼續地、甚至不斷地製造出一個又一個的受害者，任何一種自由的表達都可能和漫長的刑期、黑暗的牢獄鏈接在一起，劉曉波先生迄今還不會是最後的一個。

當局在製造受害者的同時，更樂意製造的則是恐懼和絕望。對《零八憲章》和對劉曉波先生的仇視，顯然是當局意識到在國內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下，公民的覺醒會越來越多的朝向對體制的反思，而《零八憲章》提出的主張和劉曉波先生針砭時弊的各種言論，無疑會成為公民社會前進的路標，這也就使得當局非置劉曉波先生於重刑之下不可，進而企圖讓民間從此不敢妄議國政。

可笑的是，這其實不過是當局一廂情願的"鴕鳥"心理。劉曉波先生是《零八憲章》的靈魂人物，但《零八憲章》卻並不是劉曉波先生一個人的道德文章，而是一種源自於人類歷史的集體共識，甚至可以成為凝聚最廣泛民意的當代中國的公民主張。在今天，面對劉曉波先生的入獄，讓更多的人對《零八憲章》產生了共鳴和響應，請問當局要抓多少人才能填滿你的監獄呢？

所以，這不是劉曉波先生一個人的戰鬥！

2010年1月1日寫於上海，新年第一篇

作者：蔣亶文

責編：樂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