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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頌晴:最大的改變是不再有表達的自由

2023年6月30日

香港主權移交26周年、國安法實施三年之際,在德留學的活動人士鄺頌晴向德國之聲表示,她發現在德國的香港學生對於發表政治言論比以前要小心很多。她還觀察到港人回歸"去政治化"的生活。與此同時,她認為包括德國在內的西方國家並未徹底想清楚如何面對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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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kong Glacier Chung Ching Kwong Aktivistin
鄺頌晴:「我就是想說,我不喜歡這個,不喜歡那個,我都可以說出來。但現在你說一句話你要非常非常小心」圖片來源: Janine Schmitz/photothek/imago

(德國之聲中文網)"我發現這一年來,在德國的香港學生對於發表政治言論比以前要小心很多",鄺頌晴向德國之聲表示。26歲的她目前在漢堡讀博士。自2015年起,她便活躍於香港的民主運動。除了發起反對俗稱"網路23條"的修訂草案外,2019年"反送中"運動開始後,她陪同目前繫獄的香港社運人士黃之鋒到德國,進行相關的國際游說。

"可能最近有個新聞,就是有個在日本念書的女生,她在日本的時候在社群網站上發布了一些有關香港的政治言論。然後回去的時候被抓了。所以大家在這方面比較小心。你也察覺他們比較沒有在學校的環境裡面談論那麼多。大家不想太過於高調地在公共環境裡面討論。我覺得是有一個恐懼在那裡。最近也有報導出來說有海外警察處,所以我覺得大家都有點害怕的感覺。會比較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或者在集會示威場合會比較擔心自己會不會被認出來,會繼續戴口罩和帽子。"

鄺頌晴所提到的案件是,今年3月,一名留學日本的23歲大學生在返回香港時被捕。香港警署後發布新聞公告稱,這名女子涉嫌在網上發布煽動香港獨立的訊息,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煽動分裂國家罪"。

鄺頌晴說,這一年來,香港的情況發展是越來越差的。 "雖然政府想要對外建構一個形象,就是說香港一切如常、或者已經恢復正常了,但其實沒有。這一年還是一直有很多不同的人被警察抓,一直還是有不同的政治案件在法院審理。然後你也看到其實整個香港跟以前世界認識的香港已經是兩個不同的城市了。例如說,後來的區議會選舉已經不是以前那種投票了,很多都是由政府挑人來擔當的。立法會也是,20%的職位是民選出來,候選人還要經過政府的挑選,'愛國'你才能去參選。所以可以看到制度上香港已經和以前很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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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回歸去政治化生活

"隔著海,沒有很感受到現在生活在香港有多壓抑或什麼的。但是,我有接觸過出來旅遊的人或是朋友們,他們都會說,他們覺得我先不要談(政治),我先過好自己的生活。因為談了也沒有意義。或者現在最要緊的是生活而不是政治。他們也不是不再關心,只是覺得可能累了,想先休息一下,或是先專注在自己的生活上。"

對鄺頌晴來說,這一改變是明顯的。 "2019或2020年的時候,所有人談論的都是政治或是運動本身。但現在大家已經回歸到一種去政治化的生活--我會這樣形容。很少會在生活當中熱烈地討論政治。新聞還是會看,還是會覺得政府真地好扯哦,但不會覺得說做什麼政治類的行動去做一些反對。"

"我的感受蠻傷心的吧。就是看著你從小長大的地方完全面目全非。就是我曾經非常驕傲的東西都慢慢地被政府或中央政府拿走了。同時也認識到這是必經的階段。就是從2019年開始,就比較能預期情況有一天會走到一個很糟的地步才能變好。雖然如此,看著事情這樣發生,看著你的朋友還有你認識的人被關進監獄裡面,也是蠻不好受的。"

家人在港被警察騷擾

問及她自己的生活,鄺頌晴說:"我本人過得不錯,但我在香港的家人有被警察騷擾過,有被叫去警察局問話,說你知道鄺頌晴她在幹嘛嗎,你跟她有聯繫嗎,你知道她現在人在哪裡嗎。然後還警告說,我不能回香港,回去就會被抓。就是一些威脅類的。"

近幾個月來,鄺頌晴在港家人至少兩度被警察傳訊。去年11月她對德國之聲表示:"說實話,我對香港警方的作法感到相當憤怒,因為我在香港的家人對我在海外的工作一無所知,而警方明明知道傳召我的家人不會對我造成什麼影響,但他們仍執意這麼做。這簡直是瘋了。

西方國家沒有想清楚"最壞的情況"

鄺頌晴2018年開始在德國讀書,中間回香港參與運動和選舉,2020年返回德國繼續讀書。在採訪中,她還特別提到港人的BNO護照在德國無法得到承認,對於民權人士而言,這可能帶來申請簽證上的困難。

去年七月一日香港主權移交25周年之際,鄺頌晴為德國之聲撰寫的客座評論中,批評"國際社會只有空洞聲援,從來沒有嘗試讓中國為它在香港的所作所為、為破壞基於規則的秩序而負責"。

如今,她還是有相同的感覺:"西方國家、歐洲尤其是德國做的真的不夠。也不只是對香港,我覺得是總體來說是對中國,他們還是沒有非常全面地思考過到底他們要怎麼處理跟中國的關係。比如最近在討論去風險化的時候,他們好像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一方面要去風險化,但另一方面又要跟中國做生意或是加深跟中國的經濟聯繫。他們也非常不願意去預想一些最壞情況的出現。例如,如果中國跟台灣真的有衝突的話,那德國要怎麼辦、歐洲要怎麼辦?我不是說這個事情一定會發生,但是我覺得現在俄羅斯戰爭的教訓就是,你必須要想那個worst case scenario(最壞的情況),然後去準備。但很多歐洲國家是連去想:如果真的有什麼事情發生的話,對於我們經濟的影響是什麼,都沒有這樣做。對德國來說,這意味著什麼呢?沒有半導體的話,汽車業怎麼辦呢?我覺得很多這樣的事情上德國是完全沒有想好好的預備,沒有想要提早去設想好:如果這樣的情況我們不能承擔的話,那我們現在要做一些什麼去阻止中國和台灣發生衝突,或是阻止中國利用其影響力去影響國際規則。我希望德國能夠比較務實地去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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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改變是人說話的自由

自2020年7月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在政治、新聞與公民自由方面發生很大變化:立法會不再有泛民陣營,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等媒體負責人被控罪。而對鄺頌晴來說,她個人感受中最主要的變化是:

"我在香港長大的時候,我沒有必要去想什麼是言論自由,我是單純地擁有了。我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我不需要去考慮到我會不會傷害到政府的信譽或什麼,我就是想說,我不喜歡這個,不喜歡那個,我都可以說出來。但現在你說一句話你要非常非常小心。不是你說我不反對就沒事了。是你說了一句話,如果別人認為你別有深意的話,你還是會有麻煩。我覺得這個是對我來說非常不能想像的東西。你是要非常非常小心,你不能隨心所欲地講你所想講的話,不能發表你的意見。對我來說最大的不同、我所最有感受的是這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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