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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平觀察:六四之後中國製造——文明的衝突

2019年6月4日

被中共控制的「歷史」並沒有為「六四」作出公正的裁判。時評人長平認為,將制度的衝突包裝成文明的衝突,正是六四鎮壓之後中共的宣傳伎倆——這就是「中國夢」的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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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dergalerie Tiananmen
資料圖片:6月3日夜,沖破示威者搭建路障的一輛裝甲車被抗議者圍住圖片來源: Jeff Widener/AP

(德國之聲中文網)三十年前的今天,中共的軍隊和武警重新佔領了中國。血雨腥風之中,全國各地一派肅殺。正如很多追求正義而不得的人們一樣,當時參與抗議運動的人們相信:歷史會作出公正的裁判。

遺憾的是,歷史並非一個中立的客觀存在。正如奧威爾《1984》裡所言:"誰控制了歷史,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今天,誰就控制了歷史。"殺人者控制了今天,歷史就會變成嗜血的惡魔,它吞噬了整整一代人的良知。

六四剛剛被鎮壓之後的九十年代,為屠殺辯護的理由,大體上是說:民主自由固然是好,但是西方得到它也花了幾百年時間,我們也需要慢慢來。而為了朝這個目標進步得順利一點,中國當下最需要的是穩定。

反對者認為,專制獨裁是國家動蕩的根本原因,民主自由才能帶來真正的穩定。於是,辯護者說,穩定的原因各不相同。對於中國社會來說,我們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傳統,老百姓就想被人管,否則就會大亂。

到這裡,追求民主自由的終極正當性並沒有被否定。這是因為,新的教育還未開花結果。我多次論證,學校教育、出版導向和媒體宣傳在六四之後都有了很大的改變,其方向就是去正義,去價值,去良知。狹隘的民族主義取代了虛偽的共產主義,"國學"成為愛國主義顯學,利益是否最大化是成敗的最終評判。

這種教育之下的新一代終於成長起來。他們就是"八九一代"所等候的未來歷史的開端。他們為屠殺辯護的理由變成了:沒有當初的六四屠殺,就沒有今天的經濟繁榮;除了經濟繁榮之外,中國並不需要西方式的民主自由。那麼什麼是中國式的民主自由呢?就是中共統治的這個樣子。不僅沒有選票,沒有抗議,而且西方對中國的人權監督,再也不是制度的優劣,而是文明的衝突。

將制度的衝突包裝成文明的衝突

上個月,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知名國際關係學者斯金納在華盛頓一個智庫的安全論壇上,把中美競爭形容為中西文明和意識形態的爭鬥,還稱不同於美蘇冷戰,中國是美國面對的第一個"非白人"的大國競爭對手。

這個論調在西方引發爭議,也得到中國方面迅速的回應。習近平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強硬表態:"認為自己的人種和文明高人一等,執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認識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災難性的!"

習近平的"文明論"完全符合西方的政治正確,甚至非常動聽:"人類只有膚色語言之別,文明只有姹紫嫣紅之別,但絕無高低優劣之分","我們應該秉持平等和尊重,摒棄傲慢和偏見,加深對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異性的認知,推動不同文明交流對話、和諧共生"。

Chinesischer Journalist Chang Ping
作者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圖片來源: Imago/epd

如果你看看中共在"文革"期間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現在如何對待西藏文化和維吾爾文化,就會覺得習近平的講話非常荒謬。官媒和社會輿論也經常如此,一方面要求西方多元包容,尊重"中國人民的感情",另一方面對中國的異議人士無情打壓;一方面為西方社會過中國年歡呼雀躍,一方面又堅決抵制聖誕節。

事實上,六四鎮壓之後中共的宣傳伎倆就是如此,將制度的衝突包裝成文明的衝突--這就是"中國夢"的實質。人權、民主和自由與專制制度水火不容,卻被說成與中華文化傳統不相協調,好像西方歷史上沒有過皇權文化和專制政治一樣。因此,斯金納也把制度衝突解釋成文明衝突甚至種族矛盾,正中中共宣傳的下懷。習近平要求尊重不同文明,在中共宣傳語境中也就要求尊重其專制制度。

"文明"一詞主要含義有兩種:一是指社會文化積累,也就是所有被人類賦予意義的事和物組成的存在,被認為彼此之間是相對平等的;二是指社會發展到較高階段表現出來的狀態,被認為有高下之別。如果以後者論,專制獨裁以及它所製造的政治和社會文化,的確是不夠"文明"、需要進化的。如果認為這樣的"文明"需要改造甚至被取代,在認識上恐怕並不是愚蠢的,在做法上也不是災難性的。當然,斯金納不應該為中共刻意製造文明衝突論的宣傳機器背書,而是應該準確地稱之為比蘇聯更強大的"專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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