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觀察:如何避免成為下一個李明哲?
2017年12月2日(德國之聲中文網)李明哲被中國大陸判刑入獄,我相信很多台灣人心有餘悸:以大陸公安無所不用其極的能力,不僅沒有給他戴上"嫖娼"、"經濟詐騙"或"非法經營"的帽子,而且挖掘出來的罪證僅僅是在社群網站發表言論,以及在大陸期間參與討論活動,批評中共專制政權。就這樣,他犯下了"顛覆國家政權罪"。
李明哲所犯"罪行",不過是一個民主社會的公民再正常不過的言行之一。我可以列出一個很長的名單,名單上的台灣人不僅通過社群網站,甚至出版文章和書籍,不僅參與網友聚會,甚至在學術活動和更大的平台,批評中共專制政權。李明哲該囚5年的話,有些影響力更大的人簡直該五馬分屍了。
我知道有些人在細研案情,想找出"李明哲做了什麼我沒有做的事",好像那才是他更倒楣的理由。如上所述,李明哲也可以找出一大堆"他們做了什麼我沒有做的事",而且同樣可以猜想他們的"罪行"更加嚴重。
還有一些人作出決定:再也不去中國大陸了。這樣的確會安全很多。不過他們似乎忘了:香港出版人李波也曾經作出同樣的決定:呆在香港,不去大陸。沒過多久,他在香港銅鑼灣書店的倉庫被大陸人綁架。接下來的回應是:"台灣畢竟不是香港!"需要提醒的是,同樣的話香港人也說過無數次:"香港畢竟不是大陸!"
香港的硬碟就不會壞嗎?
這種風險排除邏輯並非港台獨有。我在廣州南方報業工作時,曾經被國保"喝茶"。國保威脅說:"你應該慶幸生活在廣州,只有在這裡我們才對你這麼客氣。"意思假如在北京上海,早就刑罰侍候了。從八十年代開始的二三十年間,這樣的想法很普遍:廣州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畢竟不同於北方。因此,廣州才有《南方周末》等大膽敢言的媒體。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廣州媒體的遭遇和北京上海並沒有什麼兩樣。我和家人也很快被警察找上門來。
廣州媒體開放的年代,"嶺南文化"是一個解釋。不過香港人很快作出區分:我們和廣州的粵語都不一樣,香港畢竟不是廣州!這樣的區分並不能保護他們。2013年10月,計劃出版余傑作品《中國教父習近平》的香港晨鐘書局出版人姚文田在深圳被捕,兩年後被以"走私罪"判刑10年。2014年5月,香港政論刊物《新維月刊》、《臉譜》創辦人王健民與雜誌編輯咼中校,先後在深圳家中被公安帶走,隨後獲刑五年三個月及兩年三個月。
於是香港人想,如果你要批評中共政權,那就不要去大陸。銅鑼灣書店案之後,又有人想,那就不要批評中共政權了,老老實實在香港"打好一份工"總可以吧。北京的回答是:不可以!不僅有馬雲這樣的"愛黨企業家"購買了《南華早報》,要求編輯記者學習"看見了也不說"的"東方智慧",而且"六四"從學校教科書上刪去了,"領導幹部"還要學習"十九大精神","統一思想"才能過關。
倒退十年,這些事都難以想像。同樣,今天的人們也難以想像:十年之後,香港會出現幼兒園虐童之後,投訴的家長被抓了,監控設備的硬碟壞了嗎?與此同時,"低端人口"被清理,"高端人口"被紀委談話,你會覺得奇怪嗎?
不可以,西方人也不可以
香港畢竟不是大陸,台灣畢竟不是香港。按照這種邏輯,瑞典更不是中國了。銅鑼灣書店的出版人之一、長期居住在德國的瑞典公民桂敏海(又名"桂民海"),2015年10月在泰國的海邊公寓被中國大陸人綁架,後上央視"認罪"並被判刑。在代表中國方面意願的"認罪"錄影中,桂敏海給出的理由是:"我雖然有瑞典國籍,但是我真切地感到我還是一個中國人,我的根還是在中國。"
不要因此慶幸你不是中國人。身為白人的瑞典NGO工作者彼得∙達林(Peter Dahlin),同樣在北京被秘密抓捕,然後在央視"認罪"之後被驅逐出境。以前人們認為,西方學術機構,以學術的態度和方法研究中國問題,是沒有問題的。英國的劍橋大學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和德國的施普林格‧自然集團(Springer Nature)前不久被迫從網站刪除文章的遭遇告訴我們:這樣也是不可以的。
現在人們又想:好吧,我們在西方做自己的研究,這樣總是可以的吧?事實上,中共政權正在以各種努力告訴西方人:未來有一天,這樣也不可以。不見棺材不掉淚,人們更喜歡自欺欺人,視而不見。
誰在危害中共的安全與穩定?
相較而言,中國政府更加誠實:針對李明哲案,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周三在例行記者會上說:"李明哲所作所為是否危害大陸的安全與穩定,應該由大陸法律判定,而不是由台灣當局和一些政治組織的主觀偏見判定。"不要忘了,"大陸法律"也即中共政權早已經判定:西方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宣揚民主憲政、言論自由和司法獨立,就是對其政權的安全與穩定的危害。
假如到了那一天,似乎還有一條出路,那就是親中投共,成為他們的自己人,這樣總可以吧?人類歷史再也清楚不過地記載著:包括中共在內的任何專制政權,折磨得最慘烈的、弄死得最多的就是自己人。
也許讀者會說:你不要在這裡危言聳聽了,極端的假設永遠都不會發生。是的,沒有專制政權最終統治全球。但是,一定要記住,那不是因為"我沒有做別人做的事",而是因為"別人做了我沒有做的事"--是因為前面一直有人在抗爭,你才有了退縮的餘地;而不是因為你一直在退縮,才有了苟且偷生的機會。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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