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觀察：從「公民」到「屁民」

（德國之聲中文網）知名學者余英時先生最近在香港學術刊物《二十一世紀》發表了幾篇回憶錄，被轉發到中國的社群網站，其中對中共政權的評價尤其受到關注。他回憶上世紀四十年代的社會狀況時說：

"知識青年和民主黨派人士反對國民黨的另一重大理由即是它的'一黨專政'，他們之所以要推翻國民黨政權，決不可能是希望找一個有效的'一黨專政'來代替一個無效的'一黨專政'。推翻一個政權並不足惜，但是天翻地覆的結果竟斷送了民國以來緩緩出現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雛型，則是當時知識階層完全沒有想到的。"

這個觀點本身並非新論。余先生說對他影響最大的時政刊物是《觀察》周刊，每期必讀。該刊主編儲安平當時觀察中國政局時說過："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

挪威劇作家易卜生寫於130多年前的劇作《人民公敵》，最近由德國柏林邵賓納劇團（Schaubühne Berlin）在北京國家大劇院演出時，被要求刪除了部分劇情。接下來，早已排好檔期的南京江蘇大劇院，"因舞台技術原因"停演，通知觀眾退票。有人說，這個劇討論的是民主的好壞問題。不，在中國它變成了民主的有無問題，也就是讓不讓你討論的問題。

因此，我想為上一期"長平觀察"《從"屁民"到"韭菜"》寫一篇"前傳"。從遭人鄙棄的"屁民"，到被反復收割的"韭菜"，中國民眾發現了自己更準確的政治身份，這是我在那篇文章中討論的主題。作為"前傳"，文本討論"屁民"從哪裡來。

網路研究者、人權活動家蕭強演講《從屁民到公民》

在淪為"屁民"之前，我們本來就是公民

我的文章參考了一則TED演講，演講者是我的朋友、網路研究者和人權活動家蕭強先生，演講題目叫"從屁民到公民"。在那場精彩的演講中，蕭強清晰地描述了中國網民對"屁民"身份的發現、確認、自嘲和反抗，以及對公民身份的認同、渴望、抗爭和堅守。當時，新公民運動的領導者許志永剛剛被拘捕一個月。如今，他已經服滿四年刑期出獄一年多了。在一個月前發表的《遠方的四年--寫在出獄一周年》中，許志永寫道：

"我成了一個堅定的革命者。不是理念有變。只是之前一直對人抱有幻想，不是相信誰，是自己被生活誘惑，不想肩負起這古老的民族。看了三年新聞聯播之後，一個聲音說，別再逃避了，你的天命。"

我這篇文章的標題看似和蕭強的演講主題相反：從"公民"到"屁民"。但是，二者的內容並不矛盾。他講淪為"屁民"的中國人如何爭取做"新公民"，而我要說，在淪為"屁民"之前，我們本來就是公民；在做了"新公民"之後，還有可能淪為"屁民"。

許志永先生領導的新公民運動，據稱有兩大訴求：其一是政治的，即推動整個國家以和平方式朝向憲政轉型；其二是社會的，即推動整個社會從臣民社會朝向公民社會轉型。這讓我想起來，199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50周年之際，《南方周末》發表了雜文家鄢烈山的文章《從臣民社會到公民社會》，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當下中國的應然是"公民社會"，實然卻還是"臣民社會"，這個判斷和倡導都是非常正確的。不過流行的另一種解釋是：社會應該先自己修煉成公民社會，然後才能要求政治上的憲政民主，否則就會造成混亂。這種理論可以追溯到魯迅先生的"國民性改造"。魯迅在中國是易卜生作品的最早引薦者，贊賞《人民公敵》主角斯多克芒醫生"死守真理，以拒庸愚"。

在魯迅看來，中國"庸愚"太多，他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其實，《人民公敵》一劇裡，堅持說出真相的人成為人民公敵，說明在當時的西方社會，"庸愚"又何曾少過？即便今天，美國川普當選總統，歐洲極端右翼連連得勢，"庸愚"又該有幾多？

余英時先生的回憶提醒人們，"公民社會"十分重要，並非因為它的"新"，而是因為它的"舊"。"新中國"之新，在於它扼殺了正在建設中的公民社會。民國時期有過若干次關於社會建設的討論，其水準都遠高於今天。不是因為那時的國民素養多高，而是因為更有思想的自由。

用奴化教育替代公共空間，公民長成了"韭菜"

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一場關於"建國與專制"的爭論中，胡適先生說："我觀察近幾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覺到民主憲政制度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適宜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他認為民主是常識政治，庸常之輩皆可為；專制是精英政治，得投入智慧去鑽營。

我深以為然。公民身份與生俱來，當好臣民才需要千錘百煉。美國《獨立宣言》（1776）說，"人皆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賦予給他們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法國《人權宣言》（1789）說，"人生而擁有自由和平等的權利"。《 世界人權宣言》（1948）說，"所有人類生而擁有自由、平等的尊嚴與權利。"這些生而有之的權利，就是公民權利。換句話說，每個人天生就是公民。

在清朝末年的一場關於民權與民主的爭論中，梁啟超認為《禮記》中"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孟子》中"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等，都是自古有民權的體現。譚嗣同認為，"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舉一民為君"。"三代以後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乃中國致弱之根源。"也許他們把古代社會理想化了，但是他們至少不認為"公民素養"、"國民性"需要幾代人來改造才可得的東西。

天生的公民具有天然的民主欲求，因此民主制度最幼稚最方便，只要具有自由的公共空間。德國思想家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認為，公民社會建立在公共空間之上。大家一起購物、散步、聽領導講話和和觀看升國旗的地方，並不一定是公共空間。公共空間是指公民能夠自由地組織、自由地集會、自由地公開表達意見並有機會影響公共決策的地方。

用強制的奴化教育替代自由的公共空間，公民就演變成了"臣民"、"草民"、"屁民"和"韭菜"。無論是古代皇權統治的儒表法裡結構，還是當代中國龐大而又精細的宣傳體系，都可以證明這種改造代價昂貴。這些被強加的政治身份不僅不是天生的"國民性"，而且大多數人學也學不會，還得靠強大的專制機器來恐嚇和強制。

從"公民"到"屁民"，從"屁民"到"韭菜"，這就是我們的奴役之路。建設公民社會，並不是祈望偉大領袖頒賜一個中國夢，而是要拿回我們生而有之的公民權利。這樣的公民社會，不在三皇五帝之前，也不在羅伯特議事規則之後，而是隨時隨地、人人享有的自由空間。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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