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話德國:水火不容
2015年11月6日(德國之聲中文網)當時,我的工作地點德國之聲總部還在科隆,我與在杜塞的男友搬到一起,每天在兩市之間奔波。對科隆的舊情難舍,每天早上在高速路上遠遠看到大教堂,心裡都忍不住地激動。科隆的朋友曾告訴我:"杜塞最美的地方是通往科隆的高速路。"但這顯然不適於擁有杜塞牌照的人們 - 科隆人說什麼也不讓我並道。
對他們來說,我現在是個變節分子;而在杜塞道夫,我像是個笨拙的間諜,不斷暴露身份。比如在酒館裡,我經常習慣性地點科隆啤酒,引來跑堂惡狠狠的目光。假如我是男性,又假如我是典型的德國長相,那麼後果簡直不堪設想。
看杜塞觀狂歡節的花車遊行,我一不留神就會喊出科隆的狂歡口號"Alaaf",它富有韻律感,又琅琅上口,不像杜塞的"Helau"- 中間凹進去,像是坑窪的道路。
鬼使神差
說起道路,一到杜塞市中心我就轉向。於是買了一台導航器。但我個蠢東西帶我在市裡兜圈子。一位杜塞友人充滿鄙夷地說:"這有什麼奇怪。誰讓你在科隆買導航?"
最讓我哭笑不得的是:在那座日本人聚居的城市裡,經常有日本人用日語和我打招呼。這讓我想起一個流傳科隆的笑話:一位遊客在杜塞攔住一名科隆人問路:"您看著像本地人。請問我怎麼能盡快到醫院?"科隆人回答:"你只需要再說一次我是杜塞人。"
看來遷居杜塞不是個好主意。於是周末我照樣回到科隆採購,看電影,間或去一家酒館重溫科隆啤酒的芬芳。每當在城裡遇到科隆的朋友,他們都會充滿同情或幸災樂禍地問一句:"在禁城的生活怎麼樣啊?"
異曲同工
他們指的當然不是北京的紫禁城,而是北威州的首府杜塞道夫。不過我還是禁不住想起我的家鄉北京和北京與上海之間的相互輕視。在北京人看來,上海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名勝,又缺乏文化底蘊;男人怕老婆、摳門兒、沒有幽默感;過去,上海是殖民者的天堂,今天,上海雖然富裕,但還得將大把稅收上供給北京。上海人對北京也是怎麼都看不上眼:首都人民不知新潮和生活品味為何物,只知道模仿上海;他們還把幽默和耍貧嘴混為一談;再說首都有什麼了不起,北京的首都地位還不是蒙古人和滿人確立的?
北京和上海之間相隔上千公里,再加上南方與北方人之間的性格和生活習慣各異,因此,他們之間的隔閡似乎在情理之中。但科隆和杜塞同在萊茵河下游,相距40公里,兩市之間有什麼解不開的結呢?
歷史淵源
在調查過程中,我甚至找到了兩市結仇的具體日期:1288年6月5日。那天上午,兩支上萬人的騎士大軍在科隆與杜塞之間的沃林根擺好陣勢,決一死戰:一方由科隆大主教西格弗裡德指揮;一方由杜塞伯爵馮-貝格統帥。初夏驕陽似火,身著鎖子甲的騎士們汗流如雨。很快,兩軍陣勢便被打亂。由農民組成的步兵見騎馬的就殺,根本分不出敵友。沃林根戰役的死亡將士達6000人,是中世紀最血腥的一場戰鬥。結果,馮-貝格伯爵戰勝科隆大主教,杜塞從此揚眉吐氣,獲得城市權。由於兩軍分別與荷蘭和比利時的貴族結盟,因此,沃林根戰役在歐洲層面上導致了荷蘭和比利時的獨立。
不過,能說科隆和杜塞從此結下冤仇嗎?恐怕不能。因為科隆大主教倚仗的主要是雇傭軍。科隆市民早就厭倦了這位大主教,在沃林根戰役中堅定地站在了馮-貝格伯爵一邊。如果一定要尋找歷史原因,那麼科隆與杜塞生隙可以追溯到1815年。那時,杜塞被確定為普魯士萊茵省的首府。科隆大不服氣。1946年,英國佔領當局將萊茵地區和韋斯特法倫地區合並為北萊茵-韋斯特法倫州,首府又選中了杜塞。原因很簡單:科隆除了那座舉世聞名的大教堂,其餘基本在盟軍的轟炸中被夷為平地。相比之下,杜塞的基礎設施還能將就使用。
不過,這個決定給二戰後兩個城市的發展帶來深遠影響。杜塞成為時尚和經濟中心,擁有自己的股市。30家達克斯最大上市企業中,有三家設址杜塞道夫。人口只有60萬的杜塞每年稅收遠遠超過百萬人口的科隆。這些差別不禁又讓人聯想起北京和上海。
回到我個人:因為一到德國就選中了科隆,因此在杜塞怎麼都不習慣。兩年後,當我告別男友和整潔的杜塞,重新搬回髒亂差的科隆,心裡那份舒暢就別提了。到了狂歡節,我終於可以肆無忌憚地享受擠兌杜塞人的笑話。
作者簡介:張丹紅出生於北京,在德國生活二十多年。她把對德國社會的觀察記錄下來,與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