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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國神社會緩和,其他問題實質交鋒

2006年9月21日

本周,香港媒體除了大篇幅報導和評論台灣倒扁運動的情況之外,還把焦點集中在幾個方面:首先是昨天安倍晉三上任自民黨總裁,未來的中日關係十分引人關注;其次,發生國際數學大師丘成桐和北大數學教授之間的論戰也引起了香港媒體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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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在毫無懸念的情況下當選自民黨總裁並即將出任首相圖片來源: AP

周三,安倍晉三在毫無懸念的情況下當選為日本自民黨總裁,並將出任下一屆日本首相。自民黨總裁選舉之前幾天,香港《太陽報》發表文章,認為安倍時代的中日關係將較之小泉時代更為複雜多元。文章寫道:「 種種跡象表明,北京在安倍最近一段時間正在展開十分微妙的互動,其中甚至包括雙方未來在靖國神社問題上的立場。作為中日關係中最敏感的問題,靖國神社問題過去一段時間幾乎成為中日高層博弈和國家意志較量的試金石。但自從安倍決定參選自民黨總裁之後,除了八月十五日小泉最後一次參拜之舉外,靖國神社問題在北京和安倍之間似乎被刻意淡化處理了。其間原因很簡單:無論是安倍還是北京,都願意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給對方以一個機會,並共同開始一種在靖國神社問題上新的探索模式。」

文章接著寫道:「事實上,從政治光譜上看,安倍晉三處於較小泉更為右翼的位置上,只不過他的手腕和風格較小泉更為圓滑而已。雖然安倍最近接連發表重視改善與亞洲鄰國關係的言論,但有跡象表明,改善中日關係只是安倍晉三整體外交戰略中的一個籌碼而已,他的外交戰略不但仍將以對美外交為主軸,而且將在修改憲法和令日本成為一個外交獨立、軍力強盛的國家較小泉時代走得更遠。在這種情況下,未來面對一個在靖國神社等枝節問題身段更為柔軟、而在實質性問題上則更為強硬的安倍,中國將有什麼樣的思維和策略,值得人們關注。只有在即將開始的「安倍時代」,中日關係才將真正進入筆者之前所稱的中日關係千年歷史上的首次結構性調整和雙方民族心理調適。

「安倍時代」的中日關係,可能在靖國神社問題上稍顯緩和,但卻可能在另一些問題上進入更為實質性的交鋒,諸如涉及中國核心國家利益的台灣問題、日本修改和平憲法、日美同盟等。另外,隨著靖國神社這一感性因素被淡化,中日民間情緒將稍顯平靜;但雙方民眾對彼此國家和自身定位的心理調適,則將進入一個更實質性、更漫長但希望是更理性的過程。」


怎樣進行理智的倒扁

在台灣方面,從上周五晚上的圍城行動開始,倒扁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和更有挑戰性的階段。圍城行動的第二天,香港《文匯報》發表評論文章,題目是《圍城行動:台灣民主經歷考驗》。文章寫道:「台灣從上半年的罷扁發展到最近的倒扁,其範圍由立法院內轉移到街頭,形態則由體制內糾錯和抗爭發展到體制外的革命化行動。這是邏輯的悖論,但悖論背後則體現著台灣民主的無奈。……從大框架上來說,台灣人民從體制返回革命的手段,既出於無奈,同時也是台灣民主轉型的一個重要契機和環節。從體制返回革命的終極目標,是使台灣的民主體制更加健全、理性、有效,其中的目標是將陳水扁拉下台。但從民主轉型的眼光來看,陳水扁下台並非唯一目標;相反,透過這場運動,台灣民主體制中的一些痼疾如果受到衝擊甚至得到改變,那才是這場民主轉型的根本目的。這些痼疾包括:政治人物在民眾抗議之下仍堅不下台的寡廉鮮恥的作風、立法院內不合理的罷免機制、台灣民眾與西方成熟民主社會相比依然有很大差距的民主素養。」

文章接著寫道:「如何在保持足夠理性的同時,又不使倒扁運動的熱情逐漸渙散,這些都是作為倒扁運動總指揮的施明德,以及全體倒扁群眾需要思考的問題。至於目前的這場倒扁運動如何退場,亦即如何評判倒扁運動的成功或失敗,筆者認為,將陳水扁拉下台只是目的之一,但絕非唯一目的;相反,這場運動能否自始至終理性、平和地發展,並由此對台灣民主機制中的一些痼疾形成衝擊,造成長久效應,則是更為重要的觀察指標。倒扁運動最後若以暴力衝突乃至流血收場,即便陳水扁下台,從民主轉型的角度看,也將是一場失敗的運動。」

大學的學術標準和人文標準

另外,在中國國內,國際數學大師其丘成桐和北大數學教授之間正在爆發一場論戰。對此,香港《明報》本周發表文章進行評論。文章說:「以世界的眼光來看,大學之所以成為大學,主要基於兩個因素:一是高素質的教育和學術水準,二是其道德使命和人文關懷,亦即對人類精神世界的關照和社會道德的提升。因此,考察大學素來有兩個標準,一是專業標準,二是人文標準。遺憾的是,這兩個標準在今天的中國大學似乎都難以達到。……中國自古就沒有西方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但至少中國古代讀書人還有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修心、齊身、治國、平天下,其中的基礎就是讀書人對自身道德的修煉。」

文章最後寫道:「只是到了今天的中國,中國古代讀書人的這些觀念也都蕩然無存,更遑論達到西方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境界。盛行於今天中國高校的學術腐敗、官學勾結、商學勾結現象,已經踐踏了中國學者作為人的最低道德底線,更遑論期待中國的大學對迅速崛起的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形成關照。崛起期的中華民族有許多精神層面的混亂,需要中國的知識分子細心、理性而有邏輯嚴密地予以梳理、提煉和修正。然而,這樣的要求對今天的中國大學而言顯然是過高了。如果北大的教授們通過與丘成桐的論戰,也能從這個角度作一些反思,那麼論戰本身反倒是次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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