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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09 Mali Migration

Alexander Goebel2009年2月1日

世界上從來沒有過現在這麼多的移民。非洲人的命運尤其沉重:在自己的家鄉,他們沒有前途。在歐洲,他們同樣沒有出路。儘管如此,他們仍然一再鋌而走險。馬裡是非洲移民最重要的途經國之一。本台記者在那裡遇到了移民和被遣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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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裡——乾涸的土地留不住嚮往歐洲的年輕人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 dpa

這是巴馬科一個典型的茶莊,在馬裡首都有成百上千個這類的茶莊。一群年輕男子圍坐在一起,喝著甜膩的薩赫爾茶,消磨時間。一坐就是一天。這裡也實在沒有什麼可做的。

對巴布耶來說,這也許是他最後一次來到這個茶莊。與這一圈子裡的很多人一樣,他已經收拾好行李。幾天之後他就將離開馬裡,穿越沙漠,前往歐洲。巴布耶在大學讀的是社會地理學,剛剛以優異成績結業。但是25歲的巴布耶已經完全失去了對自己國家的信任:「在馬裡無事可做。大多數年輕人大學畢業就失業。我們別無選擇,被迫輾轉去歐洲,到那裡去碰碰運氣。我們在父母面前感到羞愧。他們資助我們讀書,現在本該是我們報答他們的時候。但我們只能背井離鄉。我們不願意這樣,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

巴布耶曾經試圖以合法的手段前往歐洲,但他申請申根簽證被拒絕了。40歐元的申請費就這樣泡了湯。40歐元對馬裡人來說可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巴布耶與馬裡北部基達爾地區的蛇頭取得了聯繫。他們將幫助巴布耶和他的朋友們完成這個漫長的旅程。只要離開馬裡,怎麼樣都行。選擇非法移民道路的人總是說,走上這一生死之旅,要麼活下來,要麼一死了之。看到電視中富裕的歐洲之後產生的幻想讓巴布耶下了決心。他認為,歐洲會給他工作和更好的生活:「當然,前提是我能活著抵達歐洲。路途中確實有很多風險。在到達北非地中海岸之前,我們要通過沙漠地帶。我不知道我們能否頂得住沙漠的酷暑,我們是否有足夠的吃喝。可是這又有什麼呢?這裡沒有什麼值得我們留戀的。」

卡努特也曾經下定了決心,但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卡努特今年43歲,患有肝炎,對生活徹底失望。他已經經歷了這一切:他曾歷盡艱辛,到達西班牙飛地修達和梅利利亞。他也看到了同伴的屍體,那些在橫渡途中溺死在蘭佩杜薩海岸附近的非洲同伴。

卡努特活了下來,他不知道是否應當對此感到高興。他只知道,移民歐洲可能是避開雨淋,又遭淹水,很難說哪裡的生活更糟糕。將近6年前,這位來自馬裡西部卡耶斯地區的農民在連年歉收之後,決定外出求生。他從摩洛哥首都拉巴特與45名難友一起乘木舟橫渡大西洋,目標西班牙。他回憶道:「那是一次可怕的旅行。船上的發動機突然失靈,我們手足無措。誰也不知道怎麼修理,我們只能聽天由命。船上有馬裡人,塞內加爾人,毛裡塔尼亞人,奈及利亞人,好像還有三個阿拉伯人。一名加納人身上帶著手機。我們求他打電話給他在西班牙的兄弟。他得告訴他的兄弟,你必須想辦法救我們,否則明天早上我們就都一命嗚呼了。」

這些人後來得救了,整個過程非常驚險。卡努特很有運氣。不久他就得到了法國的居留卡。他在巴黎作廚師和跑堂。但新生活沒過多久就突然結束了。2008年3月,卡努特被遣送回馬裡。他說:「據說是我的證件無效。這是唯一的理由。我因此必須立即離開法國。他們不考慮我身患重病,而且一無所有。」

他不知道回到馬裡將如何生活,他說他的命運掌握在上帝手中。

卡努特,這位來自卡耶斯的一無所有的農民,打算重回他的村莊。但肝炎使他虛弱不堪。他說他感到羞愧,不願意給他的家人增加負擔:「我完全失敗了。法國的衙門對我說,你回到馬裡,他們會給你工作,會有人關心你。可是現在呢?我身無分文。如果沒有這個組織,那我真就全完了。」

卡努特提到的組織是「被遣返馬裡人聯合會」。該組織在巴馬科有一個小辦公室,還有「緊急床鋪」,是提供給那些剛剛被遣返的同胞的。 聯合會主席迪亞拉不向任何人建議離開自己的家鄉,但他非常理解這些移民做出的背井離鄉的決定:「在馬裡打短工,一天掙的錢折合不到兩歐元。如果他聽說在歐洲一天能掙100歐元,這在馬裡也許是一個大貪污犯的收入。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離開馬裡當然是可以理解的。」

晚間10點半,巴馬科國際機場的接機大廳:來自巴黎的法航796號班機剛剛降落。聯合會的凱塔每天都在這裡等候像卡努特一樣的被迫返鄉的人,他說:「那邊的4個男人是穿便衣的馬裡警察。又過來兩名法國警察。他們先讓乘客下來。被遣返的能一眼看出,因為他們帶著手銬。這些人被直接送到我們旁邊的118號房間。他們在那裡被登記註册,之後,警方將他們放出來,就再也不理會他們了。我馬上指給你看。」

今天晚上抵達的班機上沒有被遣返的,這是不多見的。但對凱塔來說,在這裡等候仍很重要,以防萬一。另外一個原因是他要記住自己的命運。他在被遣返馬裡人聯合會裡作義工。他是他們當中的一員。他曾合法移民法國。2007年,在法國生活14年之後,他的歐洲夢在幾分鐘之內破滅:他延長簽證申請遭到拒絕。他告訴記者:「現在想起來,我還感覺不舒服。在被遣返之前,我在巴黎被囚禁了29天。後來,4名警察把我帶到飛機上,我的胳膊和腿都被綁了起來。我大聲叫喊,周圍的乘客有些不知所措。警察威脅我說,如果我不安靜下來,就會繼續坐牢。他們把我壓在地上,我屈服了。那一切就像在電影中一樣。」

巴馬科茶莊裡的好幾個年輕人去機場接他。凱塔說,這些年輕人當然不是當初和他一起喝茶的同伴了。被遣返,歐洲夢的破滅,不管當初的移民是合法還是非法,都給他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跡:「你又返回故鄉,你還活著。但很快你就會想,當初不如一死了之。你感覺好像有塊巨石砸到了你的腦袋上。你什麼都不明白了。剩下的只是對你自己的仇恨。這比受屈辱更難受,比失敗更屈辱。」

已經過了午夜。記者和凱塔從機場回到城裡。巴布耶正和他的朋友們告別。大家都有些茫然。他們知道,歐洲不歡迎他們的朋友,但馬裡又留不住他們的朋友。他們也知道,巴布耶有可能在這次天堂之旅中喪命。但換了他們,也會這樣做——

「我們當然知道此行的風險。但我們沒有別的選擇。每天我們都在電視或報紙上看到非洲人溺死的鏡頭或照片。但我們的決心已下:我們必須離開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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