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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香港司法系统沦政府打压公民社会的武器

William Yang
2022年8月25日

香港即将开始审理包含《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在内的两起国安法案件,专家告诉德国之声,这两起备受瞩目案件的审判过程缺乏陪审团,反映了香港长期享有的司法独立和法治正受到进一步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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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ürgerrechtler Jimmy Lai | Hongkong Urteil
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面臨与外国势力勾结和发布煽动性出版物的指控。图像来源: Kin Cheung/picture alliance/dpa/AP

(德国之声中文网)近日多家媒体报道指出,香港两起备受瞩目的国安法案件将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展开审理,这让分析人士认为,香港长期享有的司法独立已不复存在。

根据港媒报道,《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国安法案件和涉及47名民主派人士的国安法案件,都将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展开审理。黎智英面臨与外国势力勾结和发布煽动性出版物的指控,而47名民主派人士则被指控违反《香港国安法》的“顛復罪”。

香港普通法系统有设置陪审团的传统,但在香港于2020年施行国安法后,官方便允许由政府任命的国安法法官审理相关案件。上个月,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对香港以无陪审团的方式审判特定案件的做法表示关切。目前香港唯一一个没有陪审团审理的国安法案件中,香港活动人士唐英杰被判刑9年。

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律中心的香港法学人黎恩灏告诉德国之声:“香港政府未替这些案件指定陪审团的举动,反映了他们十分关注审判结果。他们认为,若一个国安法案件由陪审团审理,审判结果会有很多可能性和更大的不确定性。对他们来说,当陪审团不存在时,香港政府对审判结果更有信心。这意味著香港的司法系统已经变得更像是政府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

其他分析人士认为,这一趋势表明,国安法案件将不会有公平的审判,而这些案件的结果也将缺乏合法性。对华政策跨国议员联盟的香港倡议统筹邝颂晴向德国之声表示:“这些是政府指派的法官,所以被告没有其他方式来争取公平的审判结果。这一连串的事件也表明,在国安法之下,香港的司法独立性已经荡然无存。

根据当地媒体《香港自由新闻》的报道,香港律政司司长称,香港政府没有为47名民主派人士的案件指派陪审团,是因为该案“有外国因素介入”,且政府也担心“陪审团成员及其家庭成员的人身安全”以及“如果在有陪审团的情况下进行审判,有妨碍司法的风险”。

部分被告认罪的动机为何?

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在确认案件将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进行审理之后,47名民主派人士案件中的29名被告计划认罪,但黎智英则不打算认罪。根据《香港国安法》第22条的规定,犯罪的主要组织者可能面臨10年至终身监禁,而积极参与犯罪的人可能面臨3至10年的监禁。

Hong Kong | Albert Ho
22日,香港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在被还押超过一年后,终于获得保释。他被当局指控煽动顛復,盡管他已经完成了与其他抗争行动相关的刑期。图像来源: 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邝颂晴告诉德国之声,部分被告之所以会选择认罪,是因为他们想获得减刑,但他们也可能认为在法庭上继续争辩不会对他们案件的最终结果产生影响。她说:“由于他们已被还押一年多,部分被告可能认为尽快出狱是比较有意义的事。在国安法的制度下,他们知道自己很可能被判有罪,所以试图在法庭上争辩或不争辩,似乎没有任何区别。”

除了考虑在审判开始前认罪,自2020年国安法生效以来,许多被告都面臨审前拘留。法律学者黎恩灏表示,香港政府在国安法案件中进行审前拘留的做法,与中国和其他专制政权的审前拘留作法非常相似。但他也重申:“香港和中国的司法系统有相似之处,但我不能说这两地的司法系统已完全一样。”

专家:香港司法系统缺乏透明度 

许多国家安全案件的被告已被拘留超过一年,部分观察人士指出,法院批准被告保释的条件模糊不清,这也反映出香港的司法系统缺乏透明度的问题。邝颂晴告诉德国之声:“在普通法的体系中,批准保释应该是一项权利,因为法院不能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妨碍一个人的人身自由。”

她补充道:“现在批准保释的门槛太难达到了。当我们为一个被告获得保释而感到欣慰时,这样的态度其实是很有问题的,因为普通法过往的規范是,只要被告不存在阻碍案件程序的可能性,他们多半应该获得保释。”

22日,香港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在被还押超过一年后,终于获得保释。他被当局指控煽动顛復,盡管他已经完成了与其他抗争行动相关的刑期。他的保释条件包含必须支付约9万欧元的保释金、每週向警方报到三次,以及由他的两位家人做担保和交出所有旅游证件。部分观察人士认为这样的保释条件太过严苛。

日本明治大学比较法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潘嘉伟告诉德国之声:“虽然我们认为何俊仁获得保释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好消息,但我们不应该把它作为其他被告也将获得保释的指标。他获得保释并非为其他类似案件中的被告开先例,我仍然对其他国安法案件中被告的保释情况感到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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