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系统性干预外国大学自主

德国之声：可以简述一下去年的事件吗？
郑夏霓：去年10月，我们3位做台湾研究的讲师主办“台湾文化日”。在萨拉曼卡有各种研究群办的文化日，像是日本研究群也有日本文化日，中国研究群也有中国文化日。各文化日都会请该国代表出席致词。17日开幕时我们请了台湾驻西班牙大使柯森耀出席。结果社会科学院院长室在23日收到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的电子邮件，要求学校取消这个活动。社会科学院长召集我们开会。后来校长也和马德里中央政府联系，询问处理方式。经过讨论，为了不要激怒中国，相关公开活动遭到取消。

德国之声：当时学校的反应是什麽？
郑夏霓：相关人员都很害怕惶恐，担心北京会报复学校。这是西班牙第一次发生这种事，学校没有过这种经验。我们也是。随后活动遭到取消，我们都感到很失望。大家花了几个月筹备，却因为这样就被影响。虽然有些人会说学校立场不够坚定。可是我不这麽想。连西班牙中央政府都抵挡不了中国的压力。萨拉曼卡大学又怎麽会有办法。我觉得应该关注的是中国在世界上系统性的干预，还有造成各大学校园自我审查的现象。

德国之声：为什麽没有在去年就针对此事发声？
郑夏霓：去年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麽办，只听说其他国家也有遇到类似状况。我在西班牙时，试着在一些研讨会上提出中国干预学术自由或校园自主的问题，但是常常被打断，说是我太多疑了，不需要花时间讨论。我原本也以为只是单一事件。直到我今年二月来到台湾，跟许多研究中国影响的国际学者交流后，才发现这样的案例频传。我也才决定要全面公开相关的资料，为的就是留下纪录。下次如果再有学校承受中国的压力时，他们会知道要如何面对和处理。

德国之声：西班牙政府对于类似议题的态度是什麽？
郑夏霓：西班牙政府相当亲中，这是有历史背景的。根据我研究的历史资料，在天安门事件后，欧洲国家一致通过要制裁中国，包括禁运武器。西班牙政府当时就有记录显示，要利用这个机会跟中国交好，成为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之后在欧洲经济衰退时，也多倚赖中国。

在2010年，也是西班牙政府轮值担任欧盟轮值国主席时，没有与其他国家讨论就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另外，本来2014年西班牙最高法院法官下令发布对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前总理李鹏和其他被指在西藏犯有反人类罪行官员的国际逮捕令。之后西班牙政府在保守党当政时也撤回了。虽然新的社会主义政府上台之后，有可能重新发出逮捕令。但是今年11月习近平将访问西班牙，这是13年来第一次有中国领导人访问西班牙，值得关注。

有关台湾，西班牙是第一个将台湾嫌犯递解引渡到中国的欧洲国家，连联合国人权高专办都发布新闻稿关切。还有，现在台湾在国际赛事上使用的“中华台北”就是1980年来自西班牙的奥会主席萨玛兰奇（Juan Antonio Samaranch）参与协商提出的。他也是北京主办2008奥运的重要推手。另外，2009年高雄世大运一度被取消也与他有关系。在中国甚至有他的雕像，还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德国之声：在中国大使馆的信件中，他们试着要将“台湾问题”比做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问题”，妳怎麽看？
郑夏霓：台湾和加泰隆尼亚的议题完完全全不一样。中国利用西班牙政府对于加泰隆尼亚议题的恐惧来帮北京宣传。这种类比没有任何根据。西班牙政府并没有用2000枚导弹对准加泰隆尼亚、西班亚也没有针对加泰隆尼亚在相关水域进行军演。中国对西班牙这种宣传也缺乏事实支持。台湾跟加泰隆尼亚不一样，是“事实上”(de facto)的国家，有自己的货币、军队、股市、海关、市场经济。这些加泰隆尼亚都没有。说起来西班牙跟台湾还比较相像，都是第三波民主化的民主国家、有由上而下的民主进程、和平的政权转移，也同样关注转型正义，按照法治，尊重公民自由和人权。

德国之声：妳在台湾的研究还有什麽新发现吗？
郑夏霓：我关心的是中国如何利用“巧实力”(smart power)或是政治干预拓展影响力。我读了很多相关的报导和文献。前面谈了很多台湾的议题，但是中国的干预不只于此，而是系统性的。在我的研究中分析了许多案例，像是2017年2月，英国杜伦大学同样收到中国驻英大使馆的信件，抗议杜伦大学邀请批评中国人权的华裔加拿大人权捍卫者林耶凡，要求校方取消活动，以免伤害中英两国关系。还有像是加州圣地牙哥大学想邀请达赖喇嘛到毕业典礼演讲，也遭到中国报复。还有在2014年，欧洲汉学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EACS）第二十届双年会在葡萄牙布拉加举办时，中国国家汉办主任许琳当场要求将所有大会手册上有关蒋经国基金会的介绍整页撕去，引发与会国际学者不满。这些都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互有相关的。

我来到台湾做研究之后，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者带我打开视野。我在西班牙时，没有人为了中国干预事件跳出来讲话，媒体也不关心，当时让我感觉到相当孤单。某种程度，我觉得这让我了解台湾人的感受。但是美国政治学权威学者戴雅门（Larry Diamond)访台时，鼓励我把去年的事件公开纪录。还有常驻在台北的加拿大记者寇谧将(Michael Cole)和同样研究中国影响的纽西兰学者布雷迪 (Anne-Marie Brady)都是我在台湾认识并给予我支持的人。

德国之声：为什麽妳最近开始不断为了此事发声?
郑夏霓：在台湾，我参加了开放文化基金会“东亚对抗假资讯”研讨会，会中很多来自亚洲各国，包括印尼、越南、柬埔寨、菲律宾，非政府组织代表谈了很多国家干预的实例。像是柬埔寨代表谈到中国如何以“选举观察”的方式影响柬埔寨大选。因为许多事涉敏感，主办单位要我们用黑白两色识别带区分，黑色是不能暴露身份的，白色是可以的。我当时突然领悟，能够选择白色识别带的我是多么幸运。一边听着与会代表分享着他们辛苦的倡议行动还有危险性，我心想，怎麽能够不站出来。比起这些冒着生命危险的人，我怎麽能不发声。

德国之声：如果下次妳再遇到相似的事件会怎麽处理？
郑夏霓：我会公开要求学校、西班牙教育部和中央政府拒绝中国政治干预。我也会向大众公布这种事件。我们是有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大学校园不能因此自我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