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习近平拿“动态清零”做“伟大斗争”

德国之声：上海封城已进入第四週，社会各个层面也逐渐浮现不同的问题与挑战，人民对于政府执行封城的不满也持续攀升。从您的角度来看，在全球新冠疫情进入第三年之际，这次上海封城过程中，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因素是什么？

吴强：两年半以来，动辄封城、以及封城底下的城市冻结。这不是简单的封城，像欧洲的封城只是把交通断绝掉，实行禁足令，中国的封城是完全的社会冻结。（这）也不是武汉模式，当时的公共卫生基本上是瘫痪了，武汉的情况是处在封城、但怎么去处理还在尝试的一个未成型阶段。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过去两年半，自2020年在新疆所实现的封城模式——就是实行全面的社会冻结。

这是一种全面冻结式的戒严状态，在2017年后才大规模展开，在2020年夏天在新疆变成全部就地冻结式的封城。现在在上海的模式，是中国政府自2020年中期，不断探索所形成的模式，也不断在中国不同的地方都实行过，包含吉林、长春、沈阳、西安。

在上海，我们看到这个模式最大规模的应用。这个模式是不断扩展，从武汉到上海不变是因为“动态清零”的制造精神没变，只不过具体实施完善，哪里阳性病例超过一个数字，突破一定的规模后，这个城市便进入封城状态。换句话说，不采取这种方式就会控制不了。临界点是几十个，那可能一个城市便会进入封城状态，各地实行的標准可能也不同。

上海过去两年一直实行“精准防控”的方式，出现一个地区密集爆发后，尽量在一些小的地理范圍中，进行封锁，并非扩展出去，这是在较发达城市的中国地方官员发展出的另一个防疫模式，希望保持地方的经济活力。他们尽量在更小范圍中进行控制。但上海的大规模封城，代表上海官员的精准防控路线失败且被中央取代，这是在中央的抑制之下，不得不采取在中国内地其他地区所使用的防疫模式。

“动态清零”是一个习近平亲自指挥跟部署的基本总方针，这个方针指的是两个含义：一个是把病毒当作恐怖主义份子，是不能容忍的。动态清零过去两年被赋予阶级斗争的内涵，习近平过去几年一直在倡导“伟大斗争”，实际上对抗疫情被习近平看作是伟大斗争内政的一大部分。

在这个方针下，过去两年半政府部门把新冠疫情当作洪水猛兽，必须要全部消灭掉，一个都不能容忍，他们认为只要有疫情存在，就会对社会与政治安全造成威胁，也会对中国的政治安全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这种清零，实际上是被赋予了很高的政治安全意义，所对应的防疫力量也是整个举国体制的动员，也就是以警察跟宣传意识形态部门为主，中国的整个行政体系都被动员，之后再动员中国的市场经济与整个社会，完成了整个党的总动员。

在政策层面上，动态清零实行的是把所有感染，有无症状都到方舱隔离起来，然后就把他们从健康生活中抽离出来，用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手段把它带走。整个带走的过程，是把人放到集中营里头，整个带走的过程，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未经宣布的紧急状态，而且在中国目前的法律，都没有赋予这样的权利。

从武汉到上海，都是在实施24小时的戒严状态，这种戒严状态不是依靠军队，而是依靠党政系统的总动员，从武警警察，到党员都充当检疫人员、秩序维持者等。这是一个未经宣布的紧急状态，要把人从家中跟工作场所还有街道上寻找出来，然后关到一个集中的观察营中。

在武汉，因为全国支援我们还能看到一些成效，但到了上海，这些设施的建立都是仓促的，并不存在医学观察的条件，情况也是每况愈下，所以这也说明他们的作法很难持续坚持。

动态清零从武汉到上海，两年多来，中国的隔离是每况愈下的，民众的抗议与不满也都是在上海爆发出来的。在长春跟吉林因为没有市民社会，所以都没有爆发抗议，但因为上海仍有城市社会的传统，他们表达了一些微弱的反抗，表达对上海自己精准防控的支持，也有上海的官员在过程中自杀，也有志愿人员拒绝采取极端手段。

上海目前的状态是，白衣人接管整个城市，街道上被这些人占领。其实，动态清零的方式在上海发现已无法延续，因为病毒的重症率是很低的，大量的老人都无法得到照顾，以及大量突发与紧急疾病，在上海过去这段时间都无法得到照顾。叫救护车都很困难，要出自己居住的小区都很困难，所以整个社会被冻结了，这种滋生危害每天都在上演，所以人们开始不满与抗议。

每个人只能坐在家里，用政府保留的渠道去抢购商品，大部分家庭事实上是已经没有什么存粮了。中国全国各地在过去两年半，腐败是前所未有的发达。每个人从保安，穿上白衣就可以随便践踏公民的尊严跟侵犯公民的权利，已经不把人当公民。在未经宣布紧急状态下，就以法外执法的方式，去穿上白衣来执法，任意限制人的行动自由。

这个防疫模式不变，实际上是在有些方面是越来越严重。在上海，有些防疫面向可能运营不下去，而在对人民的侵犯方面，比两年半以前是更严重的，而且在中国国内已经形成恐怖的气氛，甚至形成一种防疫的极权主义，这已经呈现出来，以越来越加速的方式在进行。而上海只是其中一个外界看得到的样板。

全中国人都在看上海，各界都很关注上海如何执行防疫，人民如何应对防疫。这是在公共知识份子被打倒后，新出现的一批社区领袖，他们是——团购的团长。这是在上海才看到，在其他城市没看到的。但总体而言，这次上海的封城中，有四个群体是受害最严重的：老人、底层阶级、小资产阶级与知识份子。他们受困与受害最严重。

老人有就医的问题与很难用手机求救的问题；底层阶级是口停手停，工作机会被剥夺了，没有收入，买菜不可能像中产阶级一样用更高的价格买一点点的菜；小商店的店主、小工厂的场主，他们要付房贷，但他们的生意也停下来，损失也很大；知识份子也是毫无疑问受到意识形态管控，没有一个像《方方日记》的东西出来。

中产阶级的存在，对自由的敏感跟权利意识，跟社区意识都保持下来，这是上海与其他城市不太一样的地方，也是为何可以让清零破产。包含从张文宏到上海地方官员，（上）海派的力量存在，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当中是不可忽视的。动态清零在上海的中产阶级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德国之声：这次上海封城，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中国政府如何掌控网络审查。在这次封城过程中，您认为中国政府是如何去拿捏网络审查的力道？

吴强：在白衣人接管的情况下，其实不存在他们对上海市民社会的承认，上海政府本来就不是以对待公民的方式来对待上海市民，当然也不想承认上海的市民社会。因为若承认，就代表他们过去十几年对中国市民社会的清零就破产了。

上海市民这次在审查上，出现两种可能性：（首先）确实出现一种放松的可能性——在上海的微信与微博这两个社交媒体内部出现一定程度的放松，（但）警察并未放松没有抓，微博的审查机构每天都在运转，后台的机器并未停顿下来。

但出现了放松，放松是很有趣的。它的确可以反应中国政治内部对上海跟深圳“精准防控路线”还有“共存主义”的同情。透过这次审查的放松，能看出在中国共产党的官僚内部对疫情本身的发展方向是有不同的意见的，认为没有必要清零，反而是共存。

在这次三月的两会后，就有一些代表提出要调整动态清零。党内卫生系统内要求结束动态清零的声音是相当强大的，他们不能不对互联网的审查有所影响，他们不能不对上海封城带来的影响感到同情。共存派的声音在党内的声音相当强的，这也是（为什么）新华社4月14日发文坚持反对共存主义，坚持动态清零。

这个路线斗争在习近平要连任之际，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一种是坚持清零，另一种是坚持与病毒共存，这是比较国际化的抗疫路线。这个共存声音透过这次上海市民的微弱反抗，包含上海当地官僚对于中央政策执行的怠慢，都能看出来。我相信，微信与微博在审查上的放松，是有意识的放松，是与中国党内共存派的看法是有关联的。

第二点放松，指的是这种管控，效力是越来越弱。上海很多市民在网络上抱怨，很多人抱怨多了就被警方打电话约喝茶、被威胁。网警都在工作的，一但放过多的牢骚，就会被盯上。但上海本地的网警，疫情两年多来也显现疲劳状态，大家对这种审查出现一种消极抵抗的方式，这个消极抵抗是可以理解的。

他们可以允许这种东西一段时间的上升，等到白天主管级别看到热搜的变化后，口头下命令，一级一级传下来，才由基层的审查人员把热度控制下来。审查机关，最终都是依靠最高指令下来，才删掉，但又因为来自民间压力过大，又再度放松。这是中国的路线斗争最新的博弈战场。

德国之声：从您的角度来看，这次上海市民社会所表达出的不满跟微弱的反抗，有没有可能对中国政治造成一些根本上的影响呢？

吴强：从市民社会的发展来说，过去20几年，上海的市民社会发育是比较弱的，尤其市民社会被清零后，上海现在的型态确实不是公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反抗主体是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把中国共产党内对于对抗疫情的路线突显出来，但突显出的差异不可能对今年秋天的二十大产生根本上的影响，甚至可能使上海的力量被边缘化——就是可能在未来的常委当中，没有来自上海的官员。

但是，这种差异性，本身在中国政治当中具有相当的意义，显示出一种城市社会的可能性。城市社会的可能性，是中共加速城市化进程最担忧的一个部分。上海的城市社会体现出一种韧性，这是与中产阶级紧密结合起来的。

长远来讲，对中国的政治力量与习近平的执政路线，本来是吻合的，但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上海城市社会中产阶级的反抗，其实还是在党的框架内，是要呼吁美好生活，是体面、自由、安全与保障的。现在他们发现，他们表达出了中国所有其他城市整个中产阶级担心，美好生活的时代与未来是不可能的，他们会面对一种极权主义每况愈下的前景。

我不认为上海的轻微的反抗会对中国政治造成根本性的影响，但会显示出中国中产阶级的差异性与韧性，他们可以被控制与驯服，但在上海这次的事件后，会意识到美好生活的泡沫，这个泡沫在过去几年中国政府对各种行业的打击已经看到，而在封城期间任意极权主义的防疫，他们发现他们得到的政治许诺是泡沫化的。

他们会首先产生一种悲观与绝望，反抗不会蔓延到其他城市，只会选择在高压之下逃跑。中国在上海的中产阶级，都在疯狂搜索如何移民，如何往海外跑。这是上海中产阶级最想做的事，他们不是想要改变，而逃跑或移民是他们主要的想法。二十大的体制不会受到真正的反抗，他在过去两年多的疫情间，二十大的极权体制已经确立下来，上海在这次疫情中，提前看到二十大之后极权体制的到来。

吴强是中国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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