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外籍人士与港人在国安法下已无太大差别

德国之声：您认为一个非中国公民被香港政府以国安法逮捕的风险有多高？

古举伦：如果一个美国人不是香港公民，但他在香港境内犯罪，而被香港起诉。国安法的不寻常之处在于，香港宣称要将该法用来监管和起诉外国人不在香港境内所做的事情。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只有在追捕自己国家的公民时，才会追捕境外的人。对非公民在境外所做的事情进行起诉，会被认为是非常不寻常，甚至有可能违反国际法的事。

如果美国政府因为一个非美国公民在香港所做的事情而想要起诉这个人，这将被认为是非常不寻常且有争议的事。这似乎就是目前香港政府想达成的事情。他们正在将国安法套用到人不在香港的非香港公民身上。

德国之声：几名被香港政府以国安法通缉的流亡港人认为，香港政府的做法更像是对所有海外香港人及其支持者发出警告。你认为香港政府会坚决对这些人采取的法律行动的可能性高吗？

古举伦：香港政府可以同时以此行为来释出警讯，也能持续认真看待逮捕这些人的可能性。美国政府也经常这样做。比如，一个俄罗斯黑客干预美国大选，美国政府会先发出一个警讯说 “我们知道你是谁”。

如果有机会，他们一定会逮捕这些人，甚至可能会对他们进行审判。我想香港政府所做的事情，不一定只是 "我只是发个警讯"。香港政府可能会想先传递一个信息，但如果他们可以真的起诉某人，这能使警讯更加有威胁性。

我看不出认为在海外受到国安法威胁的港人，有什么理由认为香港政府只是想藉此来威吓所有在海外的港人，而并不会真正依法逮补他们。他们想吓唬境外港人与其支持者，但如果港府真的能逮捕他们，这只会让港府更开心，因为这样可以加强他们警讯的力道。

德国之声：国安法的境外效力是否有可能成为中国政府向外国政府施压的其中一种方式？

古举伦：我认为这确实会是中国向外国提出要求的一个利器。相反的，这些国家的反应则是尽可能抵制这种要求。要求对方把一个“嫌犯”交出来是一个更戏剧性的要求，因为政府需要做更多事才能达成这个目的。

我想中国可能渐渐会发现，要求其他国家将他们眼中的“嫌犯”交出来，其实比想像中还难。施压逼迫他们发表支持中国在香港所做的事的声明，与要求他们把“嫌犯”交出去是不同的。

德国之声：其他专家认为，国安法生效后，一些外国公民可能要开始考虑过境香港会带来的后果。你认为外国公民或流亡的香港或中国异议人士面临这种威胁的可能性有多大？

古举伦：从法律层面来说，外国公民和香港人在国安法之下是没有区别的。香港政府可以用这个法律来起诉一个人，不管他是不是美国公民。

问题在于，你有多信任香港政府会克制国安法施行的范围，将该法用于针对香港公民或中国公民的这个范围内。如此来看的话，这便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你认为香港政府是否愿意承担起诉外国公民可能带来的风险？我想目前的答案是他们愿意，因为他们认为扩大国安法的打击范围会非常有效。

这种作法会对外国公民造成一些寒蝉效应。如果目前有一份名单，里面列出一些积极参与香港政治丶游说或维权的外籍人士，这些人没有理由认为因为他们是外国公民，便无须担心国安法的效力。

有些人认为，香港政府绝对不会做一些阻挡或吓退在港外国人的事情，但从目前国安法施行的实际情况来看，港府在做出威胁时，都不是在开玩笑。他们是真的想运用这部法律，所以如果能严格执行这部法律，他们宁愿付出失去外国政府的合作关系或香港的国际声誉。

德国之声：在国安法出台一个月后，你认为这部法律会对香港现有的司法体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古举伦：我认为现在评断香港的司法独立是否完全消失还为时过早，因为目前香港还有法官。他们也尚未对任何国安案件作出裁决，所以我们必须先看看这些案件是如何判决的。

然而，凭良心讲，司法独立是否继续存在并不重要，因为尽管香港法院仍具有独立性，能避免政府干预裁决，但国安法已限制了法院的部分权力。

虽然司法系统受到威胁，司法系统的独立性也可能正被削弱，但国安法真正不寻常的地方在于它可以绕开法院或者限制法院的能力。不过目前为止，香港法官的任命程序尚未产生一些改变。

一旦我们看到法官被迫退休或辞职，那就可以说司法独立受到了严重威胁。 我们现在可以说的是，法院基本上已被边缘化，国安法允许政府在没有很多传统监督的情况下行事。

古举伦是美国霍夫史特拉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专门研究国际法与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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