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709大抓捕对维权律师是一个“清洗”

德国之声: 可以请您概述一下四年前709大抓捕发生时的情况吗?

滕彪: 中国政府对民间社会跟维权运动的打压其实在709大抓捕前就开始了。习近平上台前，中国政府对维权运动的打压便存在。 有些律师被吊销执照、判刑或是律师事务所遭关闭。 但是习近平上台后，打压的程度跟范围都大大加剧。 2012年底习近平在担任总书记后，他便开始对不少被列为邪教的宗教团体进行打击。 然后到了2013年3月份，中国政府对新公民运动开始进行抓捕。 此外，女权运动、智库或是NGO也都受到冲击。 所以在2015年709大抓捕前，对维权运动的打压已经开始在积累。 有些知名的人权律师在709发生前也早已被抓捕判刑。

2015年7月9日凌晨两点多，王宇律师跟包龙军律师他们从家里被绑架，而随后便有不少律师被抓走。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超过320个人权律师受到影响。 有些人被绑架失踪，有些人被问话，也有些人被短暂拘留后释放。 不少人与他们的家人都被限制出境。 所以其实709大抓捕并非突然产生，而是有其他事件累积而来的结果。 此外，因为中国政府对社会中各种争取人权与民主的力量都进行打压，所以他们不可能放过维权律师。

德国之声: 那在709大抓捕发生后，中国国内法治界的氛围如何?

滕彪: 在刚开始的时候，只要有律师被抓，大家都会去声援或是提供法律援助。 但当时打压的规模跟速度是非常的厉害，不少律师的律师跟声援他们的公民都被抓或受到警告跟骚扰。 那没有被抓的人，还是持续替这些被捕的成员呼吁。 到最后，只要敢说话的都差不多被抓了。 这对维权律师的群体来说，是一个清洗。 几乎所有活跃的人权律师都受到打压，没有例外。

德国之声: 709发生后的几年，中国国内维权运动的发展是否受到很大的打击?

滕彪: 由于所有活跃的人权律师都被关起来或受到极大压力，维权运动在709之后进入了一个低谷，但仍有一些律师坚持发声或做一些人权的工作。 此外，也有一些新的份子加入维权运动的行列中。 但总体而言，整个打压是非常剧烈了，原本敢发声的现在都被控制住了。 整个维权运动也不得不转换一些更小心或低调的策略，这也一直持续到现在。

因为维权律师群体受到的极大迫害，所以敏感案件或人权案件要不是没有人权律师介入，不然就是这些律师介入的方式跟以往能产生很大影响的作法也不同。 以前各种网络的传播以及街头的集会的活跃状态也都不存在。

德国之声: 有哪些709律师团的成员虽然未被关押，但后来仍因被打压而生活陷入困难? 

滕彪: 其实2013年前，包含我本人在内的一些律师也被吊销执照，但数量跟后来是完全没办法比的。 在709之后被注销律师证或拒绝年检的律师，可能至少有50人，包含一些长期坚持在第一线维权的重要律师。 被吊销律师证后，绝大多数的人都面临经济困难。 像刘晓原就因为无法代理案件跟没有收入，被迫去卖老鼠药之类的。

那有些709律师团的成员因长期遭关押受酷刑，身体状态非常糟糕，但当局即便在释放他们后，仍然不允许他们有正常就医的机会。 这不仅仅是经济上面临的窘境，在身体健康上他们也受到直接威胁。

德国之声: 709大抓捕后，不少律师的妻子便开始声援她们的丈夫，并参与维权运动。 这样型态的维权模式在中国的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滕彪: 709律师妻子们的呼吁与抗争也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她们的行动跟勇气持续到今天已经四年了，是非常令人敬佩的。本来丈夫被抓，妻子去营救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在中国的情况下，往往一个人权捍卫者或良心犯被抓后，家人要受到很大的压力。 中国当局会严厉警告她们，要是敢呼吁的话，她们也会一并被抓捕。 政府也有可能叫她们别向外界透漏任何讯息或是去声援，并承诺只要老实的在家中待着，他们会尽早释放这些良心犯或轻判。

很多良心犯的家属要不受到威胁，要不然就是受到哄骗而不敢发声。 但709律师的妻子们反而因集体抗争而得到不少关注与支持。这也很难说是抗争的新型态，只是在中国这种环境下，这样的抗争型态是很不容易的。 之前也有一些良心犯家属的抗争引起媒体关注，但基本上都是个案。 而709是一大帮律师被抓，然后这些律师的妻子便联合起来去进行抗争。 她们不但替自己家人呼吁，也替其他人呼吁。 她们不仅仅是良心犯的妻子，而是变成人权捍卫者。 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德国之声: 由于中国政府透过各种手段打压公民社会的程度已远远超过四年前，您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维权运动未来会如何发展?

滕彪: 现在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完全不能与江泽民或胡锦涛时代相比，而维权运动或是市场经济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而发展出来。 维权运动在习近平上台前，一直有比较多的空间来快速发展。 随着习近平对社会的控制大大加剧，并对所有民间力量进行彻底打压，各种律师、记者、学者或宗教都被全面打压。 维权运动在这样的环境中，也陷入一个低谷。

有些人也说维权运动已经终结。在我看来，反抗仍在持续，而抗争的人还在坚持，但是维权运动能否恢复到2013年前的活跃水平，我觉得很难说也很难乐观看待。 高科技对活跃人士的监控与跟踪都是非常有效的，它在很大程度上能提前预防或中断维权活动。 所以除非有更大的外部力量介入，否则单靠中国国内的抗争是没办法让维权运动水平恢复到习近平上台前的程度。

德国之声: 在习近平的治理下，您对中国法治体制的发展有什么样的看法?

滕彪: 法律体系一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操纵之下。 无论是警察、检察院或律师体系，中国共产党都能完全操控。 维权运动在过去有发展空间并不是因为当局没有打压，而是它还没有发展到让中国共产党恐惧的程度。 所以无论习近平上台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司法是可以完全控制的。 那现在整个律师行业也被中国共产党完全控制，维权律师在整个律师行业中只占极少数。 大多数律师不关心人权案件或是不敢碰，要不他们就是帮助中国政府说话。 在中国一党的体制下，法律没有独立的地位，那靠少数的人权律师来争取司法独立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政治体制不变的话，真正系统性的保护人权是不可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