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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德国

他们在德国公开悼念六四

Sunny Yang
2024年6月7日

六四天安门事件至今已满35周年,德国的港人团体今年继续组织公开悼念活动以保存记忆,DW记者在法兰克福现场随机采访了数名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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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已被移除的“国殇之柱”,如今以直幡的形式重现德国街头
在香港已被移除的“国殇之柱”,如今以直幡的形式重现德国街头图像来源: Hongkonger in Deutschland e. V

    (德国之声中文网)2024年6月4日当晚,民间团体“香港人在德国”协会在柏林、杜塞尔多夫、汉堡、法兰克福及慕尼黑等五个城市发起“nie vergessen,毋忘8964”烛光集会活动,以公开纪念六四民运35周年。

香港人的“30+5”

主办方认为,今年在数字上特别有纪念意义。除了“逢五逢十”一般都有大祭的传统外,这个数字对香港人来说也是整整齐齐的“30+5”:30年是香港可以纪念六四的年份(1990-2019),之后的5年是不再准许举办公开悼念的五年,也是反送中运动爆发至今的时间。

部分旅德港人不想再悼念六四,认为六四是大陆人的事,与自己无关,想与之切割。但考虑到连续举办了三十年的维园烛光晚会早已变成香港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现在的香港也已经不可能再举办这样的集会,协会决定还是要继续做,持续做下去。“只要还有一个人想点蜡烛,我们就会坚持。”

德国的六月天气晴朗,市中心的采尔大街(Zeil)上游人如织。在香港已被移除的“国殇之柱”,今天以直幡的形式重现德国街头。这个季节,德国日落时间在晚上9点后。日光之下,香港过往30年的维园烛光晚会照片更显突出。默哀时间设定在8点9(粤语的时间读法,即8点45分)开始,以纪念血案发生的1989年。

国殇之柱在德国柏林揭幕

1989年的见证者

在摆满蜡烛的国殇之柱直幡前,长期居住在德国的钱先生拍下照片作留念。活动信息是他朋友转发给他的,正是本次活动主办方发布的公告图片。为了避开微信审查,图片上有涂抹处理的痕迹。

今年是他第一次参加港人组织的六四集会,但不是第一次参加六四纪念活动。1989年的时候,钱先生在德国一所大学担任助教,见证了国内89学运的全过程。六四惨案发生后,他非常愤怒,和其他在德国的学者和学生一起到当时驻西德的中国大使馆前进行抗议,也组织捐款给天安门母亲群体。自1990年起,他们每年六四都举办纪念活动,参加人数在几十至百多人不等。众人从德国各地聚集到同一个城市,起先在西德首都波恩,德国政府迁都后改为柏林和法兰克福,直至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

在德国现场,同样见证过1989年的还有李先生。当年他是昆明的一名高中生,也全程关注了学运的事态发展。当时的民众都支持学生,5·19宣布戒严后,社会气氛变得很压抑。他还记得六四后的几天,昆明公交车上突然出现很多军人,年少气盛的他冲着他们破口大骂,没有恐惧。对于六四,他从来没有忘记。还在国内的时候,他只敢在微信上发蜡烛图标以示哀悼。移居德国后,尽管国内手机号注册的微信号已被封掉,而以德国手机号注册的微信号通过朋友圈或群聊发布六四图片,国内的人又看不到,于是他就一个一个地单发。这次活动的信息是他的德国朋友转告他的,他们相识于前年的六四集会。

德国慕尼黑纪念六四35周年的活动现场
德国慕尼黑纪念六四35周年的活动现场图像来源: Hongkonger in Deutschland e. V

关注人权的德国人

李先生的德国朋友Christian Rau能说流利的普通话。他身穿的蓝色背心是在一次维吾尔人抗议集会上获赠的。今天,在到六四会场之前,他还特意先去了一趟中国领事馆,对着围墙上的监控摄像头挥舞这件背心,观察这颗摄像头如何追随他移动,然后无奈地转到其他方向。

去年的六四悼念活动提前一天举办,他没及时看到信息,还是在6月4日这天来到了市中心,结果现场只有他们三人。不过他们没有就此无功而返,而是在街头努力呼吁路人关注中国和香港议题。

和Christian想法相近的还有Fritz。他是德国服务行业工会(Verdi)的成员,关心世界各地的劳工权益。他很赞赏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认为强大、自由的工会很重要,为人民争取公平劳动条件和体面工资的工会人士绝不应该锒铛入狱。今天的活动,他带了一块声援李卓人的纸板到现场。李卓人是著名的香港工运人士,也是香港支联会解散前的主席,该组织正是过去三十年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的主办方。

Fritz带了一块声援李卓人的纸板到现场
Fritz带了一块声援李卓人的纸板到现场图像来源: Hongkonger in Deutschland e. V

中国白纸青年

活动现场更多的是较年轻的脸孔,小蔡是其中之一。他是生活在中国大陆的00后(即2000年后出生的世代),最近因为投考德国大学而专门飞过来参加入学考试,正好遇上集会,他就过来看看。

告诉他这次集会活动信息的是他父母。他们是八九一代,他父亲在1989年是大学生。尽管家在南方,但他也去了北京参加学运——当时有大卡车义务接送,一个省一个省地将他们接力运到北京去。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小蔡在小学就已知悉六四事件,而没有像其他大部分同龄人一样成为小粉红。

父母是中国社运事件的参与者,他亦然。2022年,中国大陆采取强硬的清零政策招致社会不满,引发以大学生为代表的白纸运动。小蔡当时在北京读大学,他记得抗议那天的亮马河两边挤满了人。警察守在几个出入口检查登记,他侥幸逃过。
尽管不认识Fritz纸牌上的李卓人,也没听说过支联会,但小蔡知道香港维园。他姑姑在香港,适逢六四纪念日会去参加烛光晚会。“六四不会被遗忘的,”小蔡说,“等以后一切翻过来之后,六四会被正视。”他对此很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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