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中专家比较两国的优劣成败

中国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现代化项目

“我认为中国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试验，是人类最大的现代化项目。”印度名人米施拉是从这儿说开的。他心目中的这个大试验包括好几个阶段，包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邓小平的改革。他认为在现阶段，中国是冷战结束后展开的“新自由化意识形态最大的实验室。”他指出，印度也也展开现代化进程，但跟中国相比，“进展不那么大，不那么不顾一切，不那么残忍。”

印度的民主适合中国吗？

米施拉说，印度中坚人士看中国时，总是同时“用另一只眼睛看着西方。”印度人知道，西方同时观察着印度和中国，这一点把印度人误导到关于道德上的优越（优于中国人）感上去。“我们说：中国人在物质上强于我们，但我们有民主。而西方愿意听这种话。”他说，就在中国的计划经济年代，中国的医疗卫生和教育体制的发展就比印度强。“事实上，我们没有能力证实我们的优越性，即使在道德方面也一样。”

印度民主是中国学习的模式吗？就此，王辉教授认为，中国学习的模式始终是美国，而不是印度。直到现在，中国人才开始更多地认识印度民主。在印度的模式中，能看到复杂的印度司法体系的优点，但也能看到民主形式主义的缺陷，这种缺陷也经常导致穷人更穷的趋势合法化。

米施拉对印度的民主持批评态度。他说：“我们不能让民主这个词在道德上、感情上眩了目，就象西方媒体不断向我们灌输的那样。”他说，他并不否认印度在民主上获得的成就，但有些东西是（西方媒体）凭空造就的。比如，印度民主从来没有导致对少数民族的待遇改善，喀什米尔过去15年里死亡8万人证明了这一点。印度独立以来，宗教性的暴力事件多于殖民主义时代的任何时期。

农民问题在中国和印度

王教授说，现在有人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大于印度，是否如此，很难说。但中国必须找到一条新的道路。而印度有着比中国更多的未开垦利用的土地，这使印度有更多的改革选择。也有人说，印度的贫困状态比中国更透明。中印两国的相似之处是农村人口多于城市人口，两国城乡差距都在变大，导致社会问题。

米施拉认为，在集权国家中国，无论政府还是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认识要比印度强烈。在民主国家印度，社会危机于2004年甚至导致政府更换。但印度政府现在没有能力帮助农村居民，尽管农村居民给了政府以民主的投票。数以千计的印度农民过去几年里自杀。中国解决农村问题可能还是遥远的事，但中国政府谈农村问题比印度政府要坦率得多。这是让我惊讶的地方。

信仰与传统：印度强于中国

王教授认为，与印度相比，中国“可能发展得太快了”。所有中国人都遵循同样的模式，所有人看上去都忙得要命。而文化和传统在印度保留得更好。

米施拉同意这个观点，并且认为这一点很重要。他认为，在印度，传统的顽固性是抵抗扫平一切的现代化的一个好方法。甚至印度的高科技专家们，每天早晨也要用一个小时向他们的印度教神祗祈祷。有人说这是迷信，“但是，全球一致的消费压力越大，我觉得这种信仰越有用。”

印度与中国不再是敌人

米施拉指出：“我们的思想为冷战和巴基斯坦冲突所左右的，中国是敌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不是敌人了。”中国的经济上升是不可遏止的，不可扭转的。印度人必须学会与邻居的新的强势适应，和平地对待之。这种观点今天在印度大于那种按美国观点塑造的中国观。就象印度石油部长不久前在中国说的：我们争夺同样的原料，但我们必须携手。

王教授说，以前苏联，现在美国都利用印度来抑制中国。但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把印度看成一个独立的文明国家，跟中国很相近。印度跟中国一样，不那么容易被其它强权所利用。

米施拉认为，必须放弃那种认为只有一种现代模式的看法。中国和印度的经验可以相辅相成。“同样重要的是，印度和中国知识分子在他们的思维里把西方边缘化。”王教授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眼光不能光放在西方，而要越出去，多看看印度，巴西和非洲。（平心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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