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下的人吃人

（德国之声中文网）《新苏黎世报》本周四（2月28日）刊登了题为《直到人吃人》（Bis zum Kannibalismus）的文章，报道了原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撰写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德文版上市的消息。指出，共产党半个世纪前失败的现代化政策使大约4千万人死于大饥荒。直到今天，仍不允许在公共场合下谈及这个话题。

这篇署名文章在开头指出，《墓碑》是为四千万死者而立。他们在毛泽东的大跃进时期里成为了饥荒的受害者，最终死去。对于这些人来说，今天的中国没有为他们修建纪念堂，也没有就这个灾难性事件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

课本中轻描淡写的历史

文章随后写道："中国学生们的课本里将这黑暗的历史篇章轻描淡写成一次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困境。杨继绳用了十几年的时间，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和采访当事者所曝光的调查结果对于与大饥荒时隔半个世纪的共产党来说，仍然是非常不想看到的东西。所以，这本书2008年在香港出版的中文版在中国大陆不被允许出售。"

作者随后关注杨继绳的个人经历，提及他的养父于1959年在大饥荒中饿死。指出："在书中的4个地区性案例研究中，用大量细节描写河南省两年内出现300万死者的章节--"恐怖的饥饿和死亡"是最让人感觉压抑的一部分。其中描述了农村地区经历了怎样的窘迫与绝望，让人在求生欲中陷入人吃人的境地。关于河南省的这个章节描述了一个毫无人道的政治制度是如何让大跃进，或者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成为可能。"

文章随后写道："记住历史，或者像中国官方的做法一样，拒绝记住历史，都能描述这场仍未解决的冲突。而《墓碑》在其中不仅仅与个人命运有关，也与现实政治有关。"

回味中国电影的摇篮时代

２月２８日版的《法兰克福汇报》也将注意力放在中国的历史上。通过题为《资本统治的地方，没有世界精神》（Wo das Kapital herrscht, hilft kein Weltgeist）的文章来回顾了中国电影在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６４年之间留下的，不为西方人所了解的历史脚印。

让作者发表这篇文章的起因是今年３月１日在柏林开始举办的名为"夜半歌声"（Ein Lied um Mitternacht）的中国电影展。该展集中关注中国在国共内战、日本占领、共产党统治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里出品的电影。

作者在文章开头提出疑问，虽然张艺谋的《红高粱》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作品搬上了银幕，通过一定的叙述手法将这几个时代联系在一起。但这种描述绝对是追溯性的，而出自于这些时期的电影又都是怎样刻画属于自己的那个时代的？

夜半歌声唱中国

文章作者首先关注为此次影展命名的开幕影片《夜半歌声》。指出："导演马徐维邦在上海新华影片公司的影棚中拍摄的这部电影明确表现了舞台实践对于中国电影的重大意义。……而随着共产党的胜利，电影的性质也自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那时开始，只能怀着明确的目的性来讲述中国２０世纪的历史。一段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王朝的历史，就好像导演谢晋１９６１年拍摄的宣传影片《红色娘子军》里提到的一样，是一段战胜"万恶的旧社会"的历史。"

作者随后在文章中阐述了对电影《红色娘子军》的看法，指出："影片的首要任务是，抑制住找南霸天报仇的冲动。必须保持客观，就像党章中要求的那样。而这也与解放军的纪律一致。但这其中出现了戏剧性的元素，比如在重新塑造被解放的村民投身革命起义的过程中。总的来说，象征共产主义的旗帜在其中占据了标志性主导地位。它永远不倒，永远都会被人传递下去。"

德国人眼中的中国老电影

文章随后关注了同样出现在柏林影展上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指出："这部由赵心水执导，１９６３年出品的影片……描述了战士阿米尔必须在政治觉悟以及对种族的忠诚（也就是他内心的声音）之间做出选择。并同时展示了真主阿拉和毛（毛泽东）大公合一的可能性。"

作者随后也注意到了一些"从名字上看来极具典范性质的影片"，比如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作者指出："这部１９４８年的电影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影片。虽然党对其中展现的性的元素以及对战争的错误理解并不欣赏。"

文章的最后，作者将目光停留在根据茅盾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原名《倒闭》）拍摄的同名电影。指出："看上去，中国电影在不断动荡的历史中只是找到了形式上的一点思路，发展出了各异的组合体。但像《林家铺子》这样的小影片表明，中国电影也经历了一个整合的阶段，或者说是在动荡的时代中仍然有古典主义回眸一笑的瞬间。……《林家铺子》通过小人物的命运讲述大历史，不需要像《夜半歌声》中那种强烈的象征主义。《林家铺子》里即没有世界精神，也没有和谐原则来维护秩序。更没有夜半歌声能安抚林先生那颗害怕债主第二天一早来上门讨债的心。

摘编：任琛

责编：洪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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