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外文摘：中国人会再次跌入贫困吗？

（德国之声中文网）独立记者袁莉创建的《不明白播客》采访了斯坦福大学政治经济学者许成钢教授，讨论“中国经济还有救吗？”许成钢教授认为，中国的经济存在的问题，不是一个人造成的，是中国的制度造成的。中国的法庭是党执行命令的工具，全部土地和整个银行体系都是国有制。这些问题就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实际上自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就已经非常稳定的逐年增长速度下降。

作为一个大趋势，其实中国也不是唯一的：过去苏联跟中东欧共产党国家全都经历过，就是逐渐逐渐下降，最后一直下降到了比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速度还慢。

许成钢教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改革，原本的目的也不是单纯为了经济，而是为了政权。当领导人认为私有企业威胁他的统治的时候，那么谁的威胁大，他就先动手把谁搞掉。比如说所谓的教培行业。他认为你实际上是在教育领域，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在跟共产党抢地盘，那就一股脑把都关掉了就完了。比如说蚂蚁金服的上市，人们都把它解释成是由于马云的几句话。不对，那个问题远远不是马云的几句话。蚂蚁金服作为一个金融机构，如果这个上市要成功，它和银行之间的界限已经不清楚了，从基础上在动摇共产党的执政的基础，这是不能允许的。

不少中国中产阶级很惶恐，害怕再次跌入贫困，这种情况会大规模发生吗？许成钢教授回答说，实际上，在这些年里，这个事已经在发生。大量的中产阶级，中上产阶级，都在经受这个过程。大规模的失业的是劳工阶级，就是农民工。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伴随着经济逐渐在下降，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确定的是这已经在发生，还会继续发生；不确定的只是会有多快的速度，就是变坏的速度会有多快。如果金融危机爆发，那就会非常快的，突然之间出现大规模的、很多的失业；但是如果不爆发金融危机，那么它就是逐渐逐渐“温水煮青蛙”式的，逐渐逐渐越搞越坏，越搞越坏。

梅西风波：“中国”的胜利，“香港”的失败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端传媒”发表文章《评美斯事件：当“中国”为“香港”讨回公道，是香港故事的成功还是失败》，作者陈楚楚讨论国际足球明星美斯（中国大陆译为“梅西”）香港之行引发的风波时说，在如今看来，美斯事件已被高度政治化，但从一开始，美斯访港就有政治意味，这是理解整个事件的起点。在后国安法、疫后经济不似如期之际，港府的施政重点是“说好香港故事”，提升香港的形象，宣扬香港“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而球王美斯访港，既是“非政治化”的站台，也能造势，无疑能带来正面的香港形象宣传。

文章说，虽然杨的发言提及大湾区，也将活动与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联系起来，而活动也必然吸引中国内地的球迷，但政府的整体宣传基调似乎并非要突出香港的“中国性”，而是强调其“国际性”，希望籍国际巨星的国际关注，吸引外界留意香港是“亚洲盛事之都”、“国际盛事之都”。

但是，随着风波变成民族主义事件后，无疑重新确认和突出香港是“中国香港”的形象。在这次事件中，香港显然和“中国”的“政治影响”硬挂钩。在这个意义上，美斯失场事件是政治正确的胜利，但也是政治宣传的失利。而这个事件并非影响一时，很可能会在国际社会的认知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抖音属于外国代理人吗？

台湾《自由时报》发表文章《阳光可以照进抖音吗》，作者林修民说，最近抖音（虽说其与TikTok是不一样的地区版本，但为方便起见，作者以抖音代表其在台湾的软件）随着执政党在最近选举立委未过半，终于引起了执政党的注意。作者不支持直接全面关掉抖音，而是主张立法包括抖音在内的所有国外媒体、社群网站都应该交出背后具有实质控制力的管理名单与资金来源，再交由政府审查，如果政府无法核实其背景，即限制其使用台湾对内外网络流量。

文章说，科技的进步只是载体不同，而内容必定靠载体传播，这就是中国的金盾与天网系统为什么存在的原因，也是以前国民党靠着报禁和老三台管制人民取得资讯的原因。作者指出，言论新闻自由来自宪法人权的保障，而宪法人权的基石来自权力分立。中国共产党多次强调他们不吃权力分立那套，也就是在中国不只新闻言论自由要听党的，连法院也要听党的。既然网络带宽具有公共利益，播放短影音的国外业者当然有向国内受众公开其实质控制人事的义务。如果其不具备人权国家媒体具有新闻自由独立、不受干涉的定义，那就应该正名为外国代理人，这也是美国把在美国的所有中国媒体通通正式归类为中国代理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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